强调，与人们惯常所注重的“专业成才”相比，大学生能否在青春期奠立“精神成人”意识，
  或许更为关键，因为这将影响你一辈子。
  “精神成人”作为人生课题所以重于“专业成才”，著名教育家亨利·纽曼有个很好的
  说法，这就像“健康应先于劳动”一样：“正如一个健康人能够做一个病人所不能做的事，
  正如这种健康的特征是力量、精力、敏捷、优美的姿势和行动、身手灵巧、耐劳等，同样地，
  智力的全面培养（此近乎‘精神成人’——编者注）对学习专业和科学是最好的帮助，受过教
  育的人能够做文盲所不能做的事。一个人学会了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练就了审
  美力，养成了判断力，增强了内心的想像力，这之后，他的确不一定马上成为一名法学家、
  一名辩护律师、一名演说家、一名政治学家、一名医生、一名商人、一名军人、一名工程师、
  一名化学家、一名地质学家或一名文物工作者，但是，他将处于这样一种智力状态，即他能
  够从事以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或从事以上任何一门职业……”
  亨利·纽曼又说：“大学不能保证培养出像亚里士多德、牛顿、拿破仑、华盛顿、拉斐
  尔或莎士比亚那样的名人，尽管在此之前大学内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另一方面，大学也不
  满足于培养出评论家、科学家、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大学里也有这样的人才。
  但是，大学训练是达到一种伟大而又平凡目的的手段，它旨在提高社会的思想格调，提高公
  众的智力修养，纯洁国民的情趣，为大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大众的志向提供确定的
  目标，扩展时代的思想内容并使这种思想处于清醒的状态，推进政治权力的运用以及使个人
  生活之间的交往文雅化。
  ”
  我曾困惑：高踞世界屋脊的珠穆朗玛峰太晶莹、太圣洁、太崇高了，高得地球上没几个
  人能攀登，它对我有何意义呢？但很快，我想通了：珠峰的永恒存在，可使我不时测出自身
  的卑微。
  不妨对大学这面旗帜，亦作如是观。
  （夏中义）
  大学的深层温因
  张博树
  当代中国学者。本文原载　2002　年　4　月　4　日《中国
  图书商报·书评周刊》
  金耀基先生的《大学之理念》基本上是旧作，其中大部分文章写于　20　年前，但今天读
  起来并不觉得过时。原因很简单：大学“理念”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如此之稀缺，且这种
  “理念”的稀缺并非大学数量的增长所能弥补。
  学术自由、通识教育、世界主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学理念”——这些，金先生在
  他的书中已经谈了许多。我想，根据当代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现实，从公民社会发展的角
  度理解大学、大学制度与大学“理念”，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什么叫“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从社会整合维度对制度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概括，它
  与制度现代化的另外两个结构组成部分——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恰成鼎足之势。公民不
  同于臣民，公民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凑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个“公共领域”，在非
  强制的情况下就他们关心的各种公共问题发表意见，针砭时政这是关于公民社会的最直白的
  解释。当然，自由并非抽象的存在，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使公民作为公民集合在一起的前提
  是他们已经被承认具有独立的个人存在的资格，而这是一系列政治演变的结果。另一方面，
  公民还要有必要的经济自立能力。上述两点相应，高质量的公民自由又会促进政治自由与经
  济自由。出版、传媒系，教育、科研系统则是支持公民社会的最主要的结构系统。
  那么，何以大学乃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须进一步研讨公　　　　　　　　　　民社
  会的功能，尤其须探讨相对于政治建构、经济建构而言公民社会的独特作用。
  公民社会对政治、经济建构的正面推动作用当然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然而，我想强
  调的是公民社会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同样非常重要，却常常被忽视。这个功能就是公民社会
  对政治建构、经济建构中负面因子的抗衡作用。
  政治永远与权力相关，而权力最容易激发起人类本性中最肮脏、最低级的那部分东西。
  用法国政治家路易斯·博洛尔的话讲：“政治并不是等到马基雅维里的到来才变得卑鄙、龌
  龊、残暴与血腥。当政者们并不需要这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官场秘书兼智囊人物去教导他们
  怎样为恶……统治的欲望与权力的使用自然而然地教会了当政者们欺骗与残忍。人类学会驾
  驭权力的前提，乃是首先战胜对权力的贪婪。”
  如果说，政治领域中对利益的追逐还要采取相对迂回的形式（统治者毕竟没有忘记他们
  理论上仍是“公共利益”的代理人），那么在经济领域中，人们对金钱的赤裸裸的崇拜，已
  经成为现代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之举。人类能否战胜贪婪？仅靠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的自身
  能量恐怕不够。从批判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领域中的权力运作与经济领域中的市场运作都
  是“以成功为指向”的“战略行为”，属于“目的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范畴，说得通
  俗些就是“为了实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道德评价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这里所
  遵循的只是强者的逻辑。民主政治、法制经济固然是对“强者逻辑”的制约，但不能指望从
  根本上解决问题。制度的现代化如果只有这两个维度，其结果显然将是一个跛脚的、残缺不
  全的现代化，甚至是一个不断产生罪恶的现代化。
  我们需要一个平衡点，社会需要一个平衡机制，一套足以抗衡政治、经济建构中的负面
  力量又不断给民主政治、法制经济输入新的能源的制度设施。这就是公民社会。它遵循的不
  是强者逻辑、权力逻辑、金钱逻辑，而是正义的逻辑、良心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如果说，
  政治行为中对权力的追逐、经济行为中对金钱的追逐很有可能像两匹烈马，把制度现代化的
  战车引入歧途；那么公民社会就应该像一条强有力的缰绳，以社会良知的名义，矫正制度现
  代化战车的方向，使它奔向更合理、更适合健全人性发展的目标。
  这就是公民社会独有的功能。说大学是公民社会建构中的重镇，就是说大学在发挥公民
  社会的上述功能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媒体固然也很重要，但活跃在媒体的无数
  为“公共领域”服务的斗士，他们本身也是大学的“成品”。另外从结构角度看，媒体还有
  一个先天的弱点，那就是大部分传媒机构本身也是经济组织，或亚经济组织，它们也要营利；
  而一旦维护正义与追求营利两者发生冲突时，事情就会变得不妙起来。大学则不然。大学乃
  “天下之公器”，本质上自当是公益机构。维持大学运转的经费来自社会，这是文明的延续
  与发展必须付出的成本。大学不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这是大学区别于所有经济组织的根本标
  志，它没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可图。这种“清白”的身份使大学面对社会时身正声朗，凛
  然而无所畏惧。
  从近现代教育史的实践历程看，大学乃是通过坚持下列理念而履行其公民社会的结构性
  职责的，即教育、学术独立，知识的崇高地位，教育的世界性以及人格本位的　教育原则。
  在金先生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这些“理念”之发生与历史演进的精当阐释。
  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出现，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事情。经光绪皇帝奏准，由大
  官僚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前身）是中国第一家公立的现代大学，建于　1895
  年。中国第一家私立大学则是　1919　年由张伯苓创办的南开大学，它是在　1904　年严氏家塾的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今天的清华大学最初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于　1911　年
  设立的；而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其前身则是创建于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不要看中国现
  代大学的出现比欧洲晚了数百年，在对现代大学理念的把握上，对教育独立与学术自由的追
  求上，中国第一代现代大学事业的开拓者却表现出令人佩服的勇气与胆略。
  21　世纪的中国大学应是中国现代早期伟大的高等教育传统的继承者。令人可喜的是，
  虽然中间有过一段历史曲折，但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确实正在重构、整合、崛起之中，它必
  然会伴随着中国制度现代化进程的前行而日益成熟起来。中国大学之“理念”不再稀缺、中
  国大学成为社会良知维护者与代言人的那一天，中国制度现代化的成功就不远矣。
  我的大学观
  大学生的精神升华
  雅斯贝尔斯
  （1883…1969），德国哲学家，晚年入籍瑞士。本文节
  选自作者《什么是教育》
  ，邹进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题目为编者所加。
  大学也是一种学校。但是一种特殊的学校。学生在大学里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从教
  师的教诲中学习研究事物的态度，培养影响其一生的科学思维方式。大学生要具有自我负责
  的观念，并带着批判精神从事学习，因而拥有学习的自由；而大学教师则是以传播科学真理
  为己任，因此他们有教学的自由。
  大学的理想要靠每一位学生和教师来实践，至于大学组织的各种形式则是次要的。如果
  这种为实现大学理想的活动被消解，那么单凭组织形式是不能挽救大学的生命的，而大学的
  生命全在于教师传授给学生新颖的、符合自身境遇的思想来唤起他们的自我意识。大学生们
  总是潜心地寻觅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
  时，他们便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而无所适从。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他们就必须经
  历人生追求真理的痛苦磨难去寻求理想的亮光。
  我认为，大学的理想始终存在着，只要西方国家的大学里还把自由作为其生命的首要原
  则，那么实现这种理想则依赖于我们每一个人，依赖于理解这一理想并将它广为传授的单个
  个人。
  年轻一代正因为年轻气盛，所以从其天性来说，他们对真理的敏感速度往往比成熟以后
  更为灵敏。哲学教授的任务就是，向年轻一代指出哪些是对思想史做出重大贡献的哲学家，
  不能让学生们把这些哲学家与普通的哲学家混为一谈。哲学教授应鼓励学生对所有可知事物
  科学的意义的把握，让他们认识到生活在大学的理想之中，并且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去创新、
  去建设和实现这一理想，他不必讳言知识的极限，但是他要教授适当的内容。
  精神贵族是从各阶层中产生的，其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的永不衰竭和才华横
  溢，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
  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
  但是，由于精神贵族只能在民主社会中得到承认，而不是出自自我的要求，因此大学必
  须为他们提供机会。大学就是要求在成绩和个性方面都十分突出的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
  它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
  人们普遍认为，大学的更新要与整个人类观念的改变联系起来把握，其结果仿佛会导致
  国家观念的觉醒。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懂得怎样运用权力，惟其如此，国家的意义才能深深
  扎根于民众的日常思维方式中。如同所有精神生活一样，国家不断校正自我的形象，在精神
  的斗争中显示出自由，精神通过共同的任务存在于与它相连的对立面中。这样的国家充满了
  尊重知识的气氛，因此，在大学的精神创造中不仅要寻求最透明的意识，而且还要寻找国民
  教育的根源。
  大学生是未来的学者和研究者。即使他将来选择实用性的职业，从事实际的工作，但在
  他的一生中，将永远保持科学的思维方式。
  原则上，学生有学习的自由，他再也不是一个高中生，而是成熟的、高等学府中的一分
  子。如果要培养出科学人才和独立的人格，就要让青年人勇于冒险，当然，也允许他们有懒
  惰、散漫，并因此而脱离学术职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