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1 节
作者:没事找事      更新:2023-02-27 21:58      字数:4923
  军的后勤工作。
  在结束了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善后工作之后,黄克诚马上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驻地哈尔滨,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
  后勤司令部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钟赤兵、贺诚任副司令员,杨至诚任副政委,李聚奎任参谋长,陈沂任政治部主任。
  为了使后勤工作跟上战争的需要,以原后勤兵站部及西满军区、辽东军区后勤为基础,分别组成东、西两线后勤司令部,并在北满、南满广大地区部署了兵站线,担任由北满到南满作战部队的运输和补充工作。
  同时,地方党政机关也派负责干部组成人民支前委员会。这就形成两条绵长的兵站线,更广泛地发动了群众,获得了广大人民对我军的更大支援。
  随后,又征集了地方和历次缴获的车辆、马匹,各纵队相继建立运输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和有机联系的运输队伍,加强了野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部队运输力不足的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在夏季攻势和尔后的秋季攻势中,以及辽沈决战中,并经受住了考验。
  可以说,在黄克诚的领导下,这时东北的后勤工作,已经比较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了。
  在秋冬两季攻势中,数以万计的民工、担架、车辆、马匹,日夜不停地往返在前线和后方的交通线上,运送粮食、弹药、伤员,以及缴获的物品。
  这些数量非常大,又需要及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工作,要保证作战的胜利,简直不可想象。
  大规模作战,而且是连续持久的大规模作战,这不像过去几百人、几千人打游击,到处可以吃饭,只要有少量弹药就可以作战。
  现在不同了。仅就秋冬两季攻势所需弹药消耗量来说,就比过去中央苏区内战总消耗还要多得多。
  黄克诚会同原来负责后勤工作的钟赤兵、杨至诚等,主持召开了两次后勤党委扩大会议,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后勤工作,对我军后勤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组织机构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制订了一套规章制度,以适应未来更大规模的作战。1948 年4 月,又召开了全军后勤会议。
  这次会议是在东北局、东北军区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罗荣桓到会讲了话,提出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战略高度。黄克诚作了工作报告和总结报告。
  这次会议,在东北军区后勤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会议提出了当时后勤工作的中心任务,要求建立统一的正规的后勤工作,提高后勤工作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现有物质基础上保证前线最好的物质需要,保证部队健康,保证伤病员的救护、医疗和归队,密切支援和配合各军作战,争取东北战争的全部胜利。
  这样,在黄克诚的主持下,东北我军后勤工作基本上走上了正规化,为保证以后的辽沈决战对后勤的需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辽沈决战,黄克诚功不可没。
  1948 年4 月的一天。
  毛泽东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东北局的来电:
  冀热辽是今后作战的要地,需要做好群众工作,负责繁重的补给基地与战勤任务,又要指挥地方兵团作战。因此,我们一再考虑结果,认为派黄克诚到冀热辽任书记兼政委比较适当。
  毛泽东看着看着,脸上露出了微笑。
  东北局的想法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
  4 月12 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这样,为了加强东北战场南线支援作战工作,黄克诚奉命来到热河,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同时兼任东北解放军第二兵团政委。
  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前线指挥作战,黄克诚在后方做战勤支前工作。
  虽然没有亲自上前线作战,但前方胜利的捷报频频传来,黄克诚十分兴奋。
  1948 年,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
  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成熟了。
  1948 年9 月12 日,辽沈战役打响。
  10 月15 日,我军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封闭东北敌人向关内逃窜和华北敌人向东北增援的陆上通道,全歼锦州守敌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十万余人,生俘范汉杰和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
  长春守敌在待援、突围无望的情况下,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于17日起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被迫宣布放下武器,于19 日率新七军向我军投诚。长春解放。
  10 月下旬,人民解放军在黑山、大虎山地区全歼妄图重新占领锦州的敌第九兵团,生俘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逃到北平,沈阳则由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率部死守。
  11 月初,我军攻克沈阳,全歼第八兵团,生俘周福成。除营口敌人万余人和葫芦岛敌人从海上逃跑外,其余敌人全被歼灭。
  辽沈战役历时五十二天,消灭敌人四十七余万人,我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在整个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士气非常高涨。
  前方在打仗,黄克诚在后方组织支前也是日夜不止。他在热河积极组织民工,运送粮食,保证前方的需要。
  为了保证攻打锦州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在塔山组织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
  在激战中,战士们有时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群众就冒着炮火,往前沿阵地送饭送水。
  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我军在塔山浴血奋战了六昼夜,抗击敌军九个师的进攻,使敌人在塔山脚下不能前进一步。我军完成阻击任务主动撤出阵地后,国民党第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涛看到阵地上堡垒星罗棋布,交通壕纵横贯通,以及即使无人防守也难以通过的鹿砦、木桩、铁丝网等,不得不感叹:
  仅在十多天的时间里,能找到这么多的木材,构筑成如此完整的阵地,真是个奇迹!
  12 月中旬,黄克诚接到通知,要他去沈阳出席东北局会议。黄克诚立即赶往沈阳。
  这时,东北全境已经解放。看到这片辽阔的土地到处飘扬着红旗,黄克诚不禁心潮澎湃。他知道,离解放全中国的日子不远了!
  太阳升起来了。雪野在阳光的映照下,金光闪闪。到沈阳后,黄克诚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建议。
  黄克诚认为,东北全境已经解放,应由东北局统一领导整个东北地区的工作。
  黄克诚总是怀着一腔热情,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总是及时地提出来。
  东北局会议还没有结束,黄克诚就接到中央军委的任命,要他担任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准备进关去接管天津。开完会后,黄克诚日夜兼程返回热河,迅速结束了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的工作,把善后工作交给高自力负责处理。
  然后,黄克诚与黄火青一起,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入关,准备去接管即将解放的华北大城市天津。
  黄克诚与黄火青带领一批干部,在胜芳和黄敬率领的一批华北干部会合。他们一起研究拟定了接管天津的方案、方针,以及天津市军管会组成人员名单,报送总前委审批。
  这时,东北野战军一部,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已将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守敌全部歼灭。
  为了进一步孤立北平,东北野战军主力奉命积极准备攻占天津,组成了攻城司令部,刘亚楼任司令员。
  天津是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位于永宁河、大清河、子牙河、大运河四大河的交汇处,汇合后的大河称为海河,由大沽入海。由天津乘海轮,可通往上海、青岛、大连、香港、台北等港口。
  天津也是津浦、北宁两大铁路的联结点。津浦路从北向南贯通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从天津乘火车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南、徐州、蚌埠,直达浦口、南京。北宁路由南而北,从北平,经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直达沈阳。
  天津与上海、广州、武汉合称中国四大商埠。由于天津水陆交通发达,所以工商业繁盛。全市有工厂企业四千六百多家,其中以中国纺织公司规模最大,拥有纱锭二十二万枚。
  相传,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这个地方就有人居住。金朝时称为直沽。
  明燕王朱棣争夺皇位时,率军由直沽南下,即帝位后,遂改直沽为天津,是“天子经过的渡口”之意。
  天津东临渤海,是个低洼河网地区。市区地形复杂,被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白河、运河切成许多片断,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市区北面、西面较高。城南地形开阔,南、北两面都有高大的建筑物,东西两面多为坟地。市区中心地带有海光寺、中原公司等高大建筑物,易守难攻。
  为了使天津“固若金汤”,国民党强令十万民工环天津挖了一道宽十米,深四至五米的护城河,护城河水经常有三米多深。在护城河内侧,又筑成一道土墙,从墙顶到河底高达六七米,在土墙上设电网,每隔二、三十米就有一座大碉堡。而且,在环城碉堡工事的主阵地前面,拆除民房,便于发扬火力。
  国民党天津警各司令陈长捷,自恃“大天津堡垒化”,率十三万军队负隅顽抗,拒绝向解放军投降。
  东北野战军集中三十余万兵力,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术攻打天津。1949 年1 月3 日,开始扫清天津外围据点。14 日,发起总攻。
  经过二十九个小时激战,到15 日下午3 时许,全歼天津守敌,活捉了陈长捷。
  天津解放了。
  15 日,黄克诚随攻占天津的东北野战军部队,冒着硝烟,进入天津市区, 开始了接管这座拥有二百万人口的华北第一大工商业城市。
  15 日夜,黄克诚接到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署名的电报: 除黄克诚、黄敬已经中央指定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副主任外,同意以黄火青、张友渔、李聚奎、钟伟、袁升平、王世英等同志为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
  于是,黄克诚一进入天津,就亮出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牌子,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由王世英任军管会参谋长。
  在进入天津之前,中央已经任命黄克诚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黄敬、黄火青为市委副书记。黄克诚、黄敬、黄火青,称为“天津三黄”。
  当时,黄克诚等确定了天津接管的工作方针:“接管建政,安定秩序,恢复生产,进行民主改革。”
  接管工作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很快,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黄敬任市长。
  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了下来,工厂、企业迅速恢复了生产。
  天津原来有两家颇有影响的大报,一是《大公报》,一是《益世报》,都是日报,天天出版发行。
  接管天津后,马上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两家报纸的问题。《益世报》不允许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大公报》怎么办?
  《大公报》是天津具有几十年历史的一家大报。1902 年6 月17 日创刊。
  创办人英华、字敛之,满族人,天主教徒。1916 年报纸由皖系王郅隆、胡政之接办。从1926 年9 月起,由吴鼎昌、张季鸾等接办。《大公报》曾先后增出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版,在全国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黄克诚想,在刚刚解放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格一点好,以免出什么问题。于是,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很快,中央知道了这件事,批评黄克诚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定《大公报》停刊。
  于是,《大公报》又随即复刊。
  继天津解放后,北平于1 月31 日和平解放。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由河北平山进入北平。
  5 月,毛泽东电召黄克诚到北平汇报工作。
  黄克诚汇报了天津的接管和城市民主改革情况,毛泽东对天津的工作感到非常满意。
  当即,毛泽东留黄克诚一起进晚餐。
  经过长期战争生活的毛泽东,仍旧保持着俭朴的作风,晚餐只备了四菜一汤,就算是对客人的特别招待了。
  菜肴也很简单,只是多放些辣椒,便足够两个湖南同乡享用了。
  席间,毛泽东同黄克诚边吃边聊,谈笑风生。
  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