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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论会之后，当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现，也记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时间里，我仍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陆续记下了许多困惑。随着运动向前推进，不断有人遭殃，这些日记就成了我的心病，后来是我第一批毁掉的文件。
  如同当时绝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以天真的热情接受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个神，甚至偶尔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生理活动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议，仿佛是一种亵渎。现在人们会觉得这种想法太可笑，但我曾与人交流，发现当时有过与我同样闪念的大有人在。我对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悦诚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发表谈话传抄出来，不胫而走，我读后真心折服于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击现行教育制度摧残人才的谈话，何其痛快淋漓，简直像是说出了我们这些受压抑学生的心声。因此，虽然我对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强迫自己从正面理解和适应。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醒目口号，例如“触及灵魂的革命”，“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关心国家大事”，在我这个小资眼里被赋予了一种浪漫色彩，也诱使我努力顺应这场运动。我感觉到了理解和适应的困难，便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对自己说：这场运动既然是史无前例的，其发展进程必然会不断地出乎我的想象，是我这样思想一贯偏右的人所难以接受的，我必须自始至终对自己的右的倾向保持警惕。于是，在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关于当前运动的若干问题》中，我特别强调了这场运动的主要危险始终是右倾。我心里清楚，这个论点丝毫没有某种政治分析作为根据，其实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隐晦表达而已。那时已有许多外地学生来京串联，我惊讶地发现，他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和抄写这张大字报，并在上面写满了赞同的批语。我还写过一张题为《造反有理，夺权有理》的大字报，时间大约在1966年九、十月间，由于开头引用了从民间小报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话，结果整篇文章被误传成了《朱德同志讲话》。不久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延安、成都都收到过这个标题的传单，内容正是我的大字报。我忘了具体写些什么了，大约不外是说夺权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罢，是逻辑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很少，这是主要的两张，都是所谓理论思考，虽然没有伤害具体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风点火的坏作用。现在我提及这一点倒不是要忏悔，而是想说明当时的总体氛围，我不属于极少数能够超越这种氛围的先知先觉者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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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校门外的世界　　　　　周国平
  在运动初期，哲学系的情形比较特殊。全校和各系的当权派都相继垮台了，阵势大乱但显得比较有生气，唯独在哲学系，由于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响当当的左派，原来的当权派仍基本控制着局面，反倒显得沉闷。系里要求全体学生以班组为单位，坐下来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由于我们的年级主任陈老师恰巧是北大社教中的右派，这给了若干曾借小凳子事件向他和班干部发难的人以机会，他们便以一贯正确的左派自居。我们被关在宿舍里，人人必须对年级里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表态。原来的班干部，尤其是那位班长，被迫一次次做沉痛的检查。听着人们没完没了地唠叨鸡毛蒜皮的陈年琐事，一方恬不知耻地夸为光荣历史，另一方痛心疾首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我感到荒谬和愤懑，只能以沉默抗议。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校园一角，外面的世界生气勃勃，越发衬托出寝室里的死气沉沉。左派们频频使用当时社论中的用语，命令每个人“触及灵魂”，我在笔记本上恨恨地写道：“你们的灵魂当然不必触及，也无法触及，因为你们根本没有灵魂。”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这些人又率先给自己套上红袖章，神气活现，所做的事却仍是关起门来纠缠班级破事。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搅乱哲学系》的梯形诗，抄成大字报贴出来，讽刺哲学系的红卫兵不过是戴着红袖章的小老头，呼吁打破班级界限，到社会的大风大浪中去。贴出不一会儿，上面就写满了批语，指责我形左实右、仇恨红卫兵等等，宣布要和我辩论到底。我再贴出一首诗，满意地赞许：“瞧这群激动的小老头，现在总算有了一点儿生气。”
  八一八接见红卫兵之后，社会上沸腾了起来。作为一个对政治内幕一无所知的学生，我的革命热情也被煽动了起来。所谓革命热情，其实并无具体的目标，只是一种想要投身到沸腾中去的渴望。我心目中的榜样是马雅可夫斯基，我想象自己像他那样写出许多革命诗篇，抄成大字报，然后被转抄到红卫兵的笔记本上，传遍全国。然而，在现实中，我自己连红卫兵也不是，班上的红卫兵组织被那一伙自封的左派把持着，因而备感压抑。八一八后不久，北京学生开始到全国串联，我和几个比较亲近的同学商议结伴出行，某一个左派立即在我们寝室门外贴出告示，宣称倘若狗崽子胆敢外出串联，他们一定要把我们从火车站揪回，决不留情。在红卫兵极端分子的语汇中，狗崽子是指出身不好的人，其实我们都不够格。他们所骂的，一是图道，他的父亲是西藏贵族，但同时也是在文革中受保护的国家级领导干部，另一是班长，他的家庭出身不过是小业主罢了。有趣的是，许多年后，这两人是全年级官运最旺的，分别为副部级和正部级，远非那些孜孜于争夺班级权力的人所能企及。
  我们是直到十一月份才走出北京的，那时候大串联在全国已成燎原之势，班上那些左派也早走得不见人影。我们一行六七人，包括班长、图道和图道的弟弟晋美，还有一个正在北京串联的名叫许凤的上海中学生，是一个容貌清秀、性格爽快的姑娘，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很喜欢图道，他在印度和西藏度过童年，从小受佛教熏陶，心地慈悲善良，接人待物有一种优美的平和风度。由于他始终以一种正直的立场和健全的常识看待班级里的纠纷，因此深遭左派们嫉恨。他对我十分友好，有时我因年少无知而口出狂言，他也总是予以宽谅。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无比踏实。大串联期间，乘车不要钱，见车就可以上，但每一趟列车都塞得满满的，超员何止一两倍，闷罐子货车也常常用来载人。每到一地，当地有接待站安排食宿，一般是在机关、学校腾出的空屋里打地铺。当时毕竟年轻，倒也不觉得苦。我们选择的是西行路线，第一站西安，折道去延安一趟，然后到成都。一开始，我们怀着关心国家大事的热情，把主要精力用于到大学看大字报，但很快发现情形大同小异，而我们实际上做不了什么事。
  到达成都后，中央宣布停止大串联，要求学生立即回自己的学校。我和晋美决定上峨眉山一趟，然后再回北京。图道不想去，在成都等我们。许凤特别想跟我们去，我也很愿意带这样一个漂亮的旅伴，但晋美坚决反对，认为一个上海姑娘肯定会是一个累赘。出发那天，天蒙蒙亮，趁许凤还没有醒，我们就悄悄动身了。晋美健步如飞，我紧紧跟随，整个行程只用了三天。第一天，乘汽车到山脚下，登上半山腰的洗象池。第二天，登上金顶，那天阳光明媚，脚下四周是无边无际的金色云海，云海里闪出一枚指环形的彩虹，人称佛光，据说是峨眉山极著名又极难得一见的景致，却被我们不期而遇。第三天，飞跑着下山，穿越积雪的原始森林，鞋子被雪水浸透了，衣服被汗水浸透了，当天回到成都。这是我第一次攀登大山，为了跟上晋美的节奏，一路连滚带爬，而他好像仍嫌我娇气，下了一句“毕竟是一个上海人”的断语。我对他这个旅伴却很满意，他像图道一样寡言，但更有一种深思的潜质。留宿金顶的那个夜晚，他勤勉地阅读散落在僧房里的文献，并向临时充当招待的僧人请教。我们在串联中结下的友谊延续了多年，我分配到广西，他去内蒙插队，我们一直通信。我知道他在农村表现积极，做了许多好事，例如用自己的钱为生产队买猪种。有一回，他写信说，他有一个秘密，暂时还不能宣布。我立刻猜想他有了心上人，事实却是他即将被批准入党，但这件事最后告吹了。后来我们断了联系，直到有一天，我在《参考消息》上惊诧地读到，他在美国，成了达赖的发言人。
  从峨眉山下来后，我们便打道回府，唯有班长决定从成都出发开始步行串联。他说到做到，走了小半个中国，许多天后脏兮兮地回到学校。这人身上有一种超常的克己品质，意志十分坚强。其表现一是极能吃苦耐劳，刚学游泳时，他的姿势非常别扭，却每次都以这别扭的姿势坚持游一千米以上。二是极能忍让，无论左派们怎样纠缠他的小是小非，他都只作自我批评，我和他住同一寝室，从未听见他私下里有半句怨言。毕业后他分配在某省一个最贫穷的乡里，没有任何权力背景，而能在官场稳步上升，除了机遇之外，他的坚忍品质必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1967年上半年，我还曾两次外出串联。与第一次不同，这两次可以算是组织派遣的。那时候，北大已成立以聂元梓为首领的新北大公社，我是这个组织的群众成员。反对聂元梓的那一派叫井冈山，人数很少，但气势很凶。根据后来的传闻，毛泽东在接见聂元梓时劝她去上海避一避风，她便带了若干人奔赴上海。她的一员干将是孙蓬一，此人一向对我友好，邀我参加。我们住在上海一栋旧式小洋楼里，也是打地铺，小楼里一派繁忙景象，但我不知道在忙些什么，插不上手。孙蓬一交给我和历史系一个学生一项任务，让我们去无锡工厂调查两派斗争，然后写出支持造反派的文章。我和那个同学在调查后觉得造反派毛病很多，结果写了一组批评造反派的文章，印成传单散发了出去。当时孙蓬一不在，他回来后看到传单，脸色陡变，勒令停止散发。孙绰号大炮，容易冲动，文革未结束便被当做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暴死狱中。
  从上海回来后，闲着没事，历史系另一同学对中学的文革运动感兴趣，约我一同研究。我们一起走访了若干所中学，留在记忆中的只有三个镜头。一是西郊一所中学，好像是六十七中，造反派头头叫奚小明，一个军干子弟。这是很特别的，军干子弟一般都站在联动立场上，而他是反联动的。他很矜持，一副思想家的派头，而最使我难忘的是那个围着他转的女孩，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全是崇拜他和体贴他的话语，实在令我艳羡。二是八一学校，这是一所军干子女聚集的学校，我们去时正看见叶剑英的小女儿被校革委会扣留，通知叶办来人把她领走。三是联动头目牛皖平家里，他刚获释放，慰问者川流不息，而他始终沉默不语。
  五、六月间，四川传来武斗消息，北大一些学生去那里支持造反派，我也跟着去了，分在简阳县。当时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只要是支持造反派的，都打着首都红代会的旗号，我们也如此。既然新北大公社是首都红代会的成员组织，这样做也算符合事实。在一般人心目中，首都红代会是毛主席的嫡系部队，威望很高。因此，我们到达后，当地造反派声势大振，很快就占据了绝对优势。在两派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