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19 节
作者:西门在线      更新:2022-12-12 20:19      字数:4769
  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终于弃之,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天赐之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天赐良机,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
  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废,也是在所难免。
  “故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忽然揖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越以为,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
  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贫僧有三策,可献于参政……”
  ***
  数日之后。
  大宋尚书省非常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尚书省与枢密院各派一人并同主持,尚书省方面的官员是工部尚书苏辙,枢密院则是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二人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六个规模可观的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有关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习惯于模糊的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的要求非常的简单明了: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即以不胜任论处;若报告中发现两处数据错误,即要求其主动引咎辞职。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自己的前途。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形象,决意将官僚主义赶出工部。便在当日,苏辙还做了一件相当大胆的事情——两封盖有苏辙印鉴的信件从工部发出,分别送到了《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苏辙主动请求两家报社派遣记者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在当时而言,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许民间生产敕令》,这份敕令公开向天下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的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而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标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
  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个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兼参知政事石越与大宋朝的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陛下,将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是臣想于那些商贾,也是有极大利润可图之事。”石越似笑非笑的说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想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一面节省,一面开源,明年虽则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兼之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加大,且朝廷一岁无免役钱宽剩钱之收入,但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兼之商税与市舶务关税增多,且撤并州县又省费用,今岁朝廷最少能节余二百万贯,至明岁,或者能达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的情绪非常好。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二百万贯,皇帝就已经高兴不已,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须知唐家每年的纯利,石越虽然不能尽知,但是最保守也有三四十万贯之巨,便是说有一百万贯,石越也不会太意外。
  “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改革两税法便可提上议程。”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改革两税法?”
  “正是。两税法弊病太多,百姓之困弊,一为税,一为役。本来两税之外,不当有役,今日之两税法,实在过于苛刻。臣以为非改不可。两税法量出为入,索求无度,最不可取。然后税法牵涉太大,不可轻动,故臣以为,一旦财政纡缓,第一步,可以取太祖建国以来至熙宁八年之两税税额相加,取得均值,再以均值之八成,定为两税税额。税额五年不变,使百姓稍得休息。此间朝廷一切用度,皆要量入为出。”
  赵顼心中不由一紧,石越这样说法,分明便是一次为期五年的大减税。以一百年税额相加,取平均值,虽然会比开国时多,但是比起现在来,却肯定要少上许多,赵顼几乎怀疑会降到六成,再加一个八折,那么不用算太仔细,也知道是换了个名目给普天下的农民减税一半。虽然未必会动到他准备用来打仗的封椿钱,但是那五年时间,朝廷肯定不可能多一文钱的积蓄。若是司马光提出这个意见,赵顼心里还会宽心一点,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马光更无反对之可能——他两个管财政的臣子只要难得齐心一次,他的军费就不免要大大减少……
  “这……”赵顼果然迟疑起来,但是他毕竟知道“爱民如子”是一个杰出君主所应有的品德,石越打出“让百姓稍得休息”这样的大义来,他也不太好反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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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下)
  石越自是知道赵顼在想什么,他微微一笑,道:“陛下,两税法改革之事,还须待财政纡缓,臣想与陛下约定,若国库连续两年盈余达到一千万贯,或者连续三年盈余达到八百万贯,便请陛下允臣此议。”
  赵顼轻轻抿了一口酒,沉思半晌,方道:“卿何不到时再议?”
  “陛下,减税之恩,当自上出。今日陛下若与臣许诺,则自此之后,臣必无一言及此。陛下何必以此大恩归于大臣?”
  赵顼恍然大悟,许久才叹道:“卿真忠臣也。朕便与卿立此约。”
  “陛下圣明。”
  赵顼点点头,喝了几口酒,见石越只是端坐,不由取笑道:“如何卿也变得拘谨?今日并无御史纠仪,卿不必如此小心。”
  石越不好意思的笑着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道:“臣这些日子,倒是心事太重了。”
  “亦不必如此。满朝大臣中,惟有卿不懂享乐。”
  “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以此句,时时自勉。辽、夏之患不除,陛下之志便不得逞,臣得陛下知遇之恩,岂敢言‘享乐’二字?冠军侯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较之古人,已是惭愧。”
  赵顼默然良久,叹道:“闻夏主年不过十五,未知贤愚。而辽主真英杰也,昨日军报,闻他超擢一小校于营中,授三千精骑,突入上京,斩敌三百,耀武而去。辽主亦已亲率大军北上。”
  “陛下可知小校何名?辽主以何人留守?”
  “以萧惟信守南京,萧素留守中京。小校之名,却不得而知。”
  “此悍将也,不可不知其名。当责令司马梦求打探真切。”石越实在大吃一惊,从中京至上京有数百里,孤军深入而能全身而退,必是行动迅疾如风而胆色过人方能办到。
  “辽主行事用人,皆可称英主。盟约之事,实费思量。文彦博曾上策道,可遣使致辽主言:昔有盟约,无须再订,以免示天下以隙。若要再定,则两国之君当亲约于宋辽边境,辽主必不能来,此议自罢;或者,竟许其盟约,然互市须增加为战马五万匹,民马十万匹。”
  “辽国正在内战,绝无可能互市十五万匹马,更何况还有战马。这亦是拒绝盟约之意。以臣之见,此时不必自绝于耶律浚,他日若要寻一借口,并不太难。臣以为,与其如此咄咄逼人,不如一口答应辽主,双方可重缔盟约,约为兄弟之国,然而两国必须开放边境,许可官民全面通商,并约定关税。如此大宋之商品,可以直达辽国内地,而辽国所产之马、牛、羊等物,亦必然源源不断运来大宋。如此定约,若耶律浚拒绝,则天下皆知是辽国无诚意,而非我大宋无诚意;若其同意,则运来大宋之马匹,自也不会短少。异日他不断绝此商约,则辽国情弊,必然全落入我大宋掌握之中,其民衣我大宋之衣,用我大宋之物,以其之马,装备我大宋之兵,长此以往,辽国必为我大宋之附庸;若其断此商约,则内得罪于本国百姓,外则失信于天下。大宋从中获利之民众,亦必然支持朝廷用兵惩罚,如此天下形势,尽利于我,岂不胜于断然拒绝?”
  赵顼从未听说这种用通商的方法来影响一国的策略,不由将信将疑,道:“此计甚奇。然我大宋之情弊,不亦尽然落入辽人之手?”
  “若如此说,亦无甚错。然则敢问陛下,是大宋的商人多,还是辽国的商人多?再则当年耶律德光曾经攻破开封,真宗时辽军亦曾至澶州,河北道路,于辽国有何秘密可言?倒是燕云沦陷已久,辽国道路,我大宋惟一二使者曾至,再不知其虚实。若如此说来,臣以为还是我大宋得利多,辽人得利少。天下事,兴一利,必有一弊,惟其利害相权,孰轻孰重而已。”
  赵顼听石越说起当年耶律德光之事,又提及澶州之盟,不由苦笑,自嘲道:“大河以北,辽国的确是轻车熟路。”
  “陛下,宋辽之间,实无甚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