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5 节
作者:阎王      更新:2022-12-08 11:15      字数:4723
  ,不仅滋生着人类的繁衍,也滋生着文学艺术的萌芽和发展。生态因素作为文艺作品的“安身立命之地”'1',的确是可以考证的。
  关于文学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法国19世纪美学家丹纳,就从“生存环境”方面来确定审美活动的本质和历史发展。傅雷先生在翻译《艺术哲学》的“序言”中曾指出:“丹纳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极深……在他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性质和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2'在丹纳看来,艺术家就像一颗种子,至于他能否发芽、开花、结果,完全取决于它的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的精神氛围。丹纳甚至还特别强调:一件杰出的艺术作品就像一座园林中一根枝条上盛开的美艳的花,它决不是孤立的,第一,它是属于艺术家的;第二,它是属于某时某地某一个家族或群落的;第三,它是属于包容了这个群落在内的风俗习惯、时代精神以及自然状况的。
  我们就从风俗习惯、时代精神和自然状况三个方面,来分析和探讨武汉这批作家小说生态中暗藏的地域化因素。
  首先说风俗习惯因素。
  风俗习惯,是指一个群落社会因历史积累而沿袭下来的、能够代表本群落总体精神的文化习惯,或者叫文化积淀。从生态学观点来看,个体总是生存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对人来说,这个环境又包括自然环境之外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时代趋势、精神氛围。个体与上述环境构成一个相关互动的生态系统。英国著名心理学家荣格早就指出:人类的生命个体除了生理性、器质性的“遗传基因”之外,同时还存在着“文化性的、精神性的遗传基因。”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在人类个体中的积淀。这些“集体无意识”是人类在一定环境中,在几百万年的生活史,几千万年、几亿年的生物进化史中反复积累下的经验,这是一些被模式化、典型化的情境。'3'
  所谓模式化、典型化的情境,其实就是因历史积淀而沿袭下来的地域化的风俗习惯。它具体表现为:行为准则、礼仪风尚、语言方式、宗教信仰,以及衣食住行等生存行为中渗透出的理念。一句话,风俗习惯是一个群落区别于另一个群落的文化精神总和。分析武汉作家小说题材体现出来的风俗习惯,必须从历史入手。
  从宏观来看,中国文学始终保持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性,一方面,是它对中华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的传承,它的创作,直接反映了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最本质的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它对于区域文化精神的延续,从而体现出一种文学上的地域特征。武汉作为中国最早的都会之一,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加上它通衢四方,水陆两栖的地理位置,注定了它文化积淀的厚重性和多元性。这种文化的厚重性和多元性,对作家滋生小说题材,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武汉地区的小说创作,从70年代的《李自成》、到80年代的《孔子》、《庄子》以及近期的《张居正》,都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为原型,以确凿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框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重新审视了这些真实的历史人物的特殊历史贡献,如熊召政的《张居正》,主要写张居正作为一代宰相,他在万历年间的革新贡献。以真实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为思维本源的小说创作,在中外文学发展史中是有很高地位的,如我国明清小说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等,都属于这类小说。
  而我们要探讨的是另一种小说思维,即将历史作为参照背景,通过艺术虚构塑造人物,来融合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在真实与想象中,着重表现作家眼中的“幻想性历史”。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刘醒龙新近产生较大影响的长篇《圣天门口》,写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将近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这部洋洋百万言的长篇,以虚拟的天门口小镇为叙事背景,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投放进虚拟的小说世界里,主要写“天门口”的历史变迁,在众多的人物关系纠葛中,显示历史进程,融合历史与风俗习惯的关系,其中,淳朴的风土人情、错综复杂的人性冲突、以及风俗礼仪、行为方式、语言方式等,简直就是一幅20世纪小镇历史变迁的风俗画卷,它使我们想起马尔克斯笔下的那个神秘的“马孔多”小镇。《百年孤独》也写了历史,它是作家通过艺术想象构建的关于马孔多小镇的“幻想性历史”。《圣天门口》也一样,但《圣天门口》的意义还在于,它所展现的天门口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含有数不清的冲突关系,而构成冲突关系的恰恰是个体与生存环境的矛盾,其中包括道德风尚、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的较量。正因为有这些地域化的因素,作家才命以宗教似的“圣”,天门口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圣地,是作家艺术化、心灵化的“幻想性历史”。
  “幻想性历史”与小说的关系,它可能是小说最初的创作本源,古今中外的许多伟大小说,都借用了历史框架,通过艺术想象来释放心灵能量,塑造作家心目中的“幻想性历史”。从艺术创造活动规律来看,想象力作为精神活动的“心灵能量”,它的激发与释放,一般都有一个诱发性的思维媒介,被封尘的历史,就如一个潜在的、巨大的诱发磁场,刺激着艺术创作,提供给作家们源源不断的灵感。特别是历史事件中的那些大事记,以及大事记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冲突关系,本身就包含有群落社会的道德、礼仪、习俗等冲突。这么一说,历史与风俗融会互进,交织在一起,的确难以割舍。
  池莉的《你是一条河》,写沔水镇一个寡妇的生存策略,她与几千年形成的风俗习惯是相悖的,为了抚育七个儿女,腊腊敢于违背风俗礼教,以女性人格作为交易,吃尽万般苦头来维系生存,将七个儿女一个一个拉扯大;而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主要叙述了“祖父与父亲”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历史,写非常时期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命运感作为小说的叙事载体,不仅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时空,也有很强的家族记实成分;邓一光的家族系列小说《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等,更是体现了这种难以割舍的关系。如《父亲是个兵》,以土地革命战争为叙事背景,主要叙述了“父亲”的历史,“父亲”作为一个行踪“鼠标”,自由灵活地点击和衔接时空关系,其起伏跌宕的经历就是一部近代史,但它又不是单纯意义的“父亲”史,是作家透过漫漫烟云,营造的小说时空,在这个庞大的小说时空里,一些细微的心理变化中又透视出了地域化的行为特征,从一个普通农民到革命家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消化内敛过程,地方习俗养就的农民的狭隘性,因为革命的过程而被逐渐消解,革命不再是一个农民单纯找肉吃、找饭吃的生存行为,而是一个被不断修正和提升的理念,主题因此也得到升华。
  历史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它“可用具体的事件来表现,也可以用抽像的概括来记载。”'4'历史在记录具体的事件时,主要抽像地记载线索,包括时间、地点、环境、事件冲突的契因以及结果等具体要素;而小说在表现历史时,则主要对历史记录忽略掉的东西,即冲突双方矛盾心理的形成、发展、高潮等进行形像化补充。如事件的冲突缘起,主要围绕着群落与群落之间的利益展开,这其中就包含有风俗习惯。小说在补充历史时,由于思维性质发生变化,因此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幻想性,就如纳波科夫说的“好小说就是好神话”。纳波科夫的“小说神话”观,道明了小说思维的幻想性,因为借据了历史,所以是“幻想性历史”,这也许是小说最初的创作契机,或者说,一部“幻想性历史”最终要达到的,就是小说“神话”的再现。
  因为历史积淀造就的小说题材,开掘是多元化的,前面说到,由于武汉市水陆两栖形成的地理位置,衍生了两个最基本的文化单元,码头文化和市民文化。尤其是市民文化催生的小说题材,在近20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写实小说”的两个代表性人物,方方的《风景》,既有具码头文化的“打码头”,又写出底层市民生存的屈辱性和离奇性。七哥作为这篇小说的轴心视点,他向往权贵,从一个底层平民,一步一步向上爬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奋斗过程,也是一部心灵觉醒史,他使我们联想起《红与黑》里的于连,这两个人物虽异曲同工,却有着本质上的相似,和于连一样,七哥奋斗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摆脱生存处境,彻底走出“河南棚子”。“河南棚子”并不是一个被隐喻化的小说背景,而是实名实地,确有其境,“河南棚子”作为过去年代武汉底层市民的云集地,它百十年沿袭下来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才是七哥所痛恨的,最终要摆脱的。
  而池莉的《烦恼人生》以及后来的《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则带有非常纯粹的武汉市地域文化的特点,印加厚迫于琐碎生存体现出来的无奈;庄建非淡化爱情追求情欲的功利性;以及李小兰因为新生儿的出世所萌发的母性情怀等,都是武汉特殊地域文化致使的行为过程和风貌。另外,彭建新的长篇“三部曲”:《孕城》《娩世》等,不仅运用了娴熟地道的武汉方言、展示了原汁原味的汉口生活场景,而且在悠长的叙述中,对一座城市的诞生,进行了大胆的艺术想象和历史感怀,如同一幅幅地域风俗画卷,不仅有很浓的地域文化气息,还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历史的纵深感。
  由此可见,文化和精神基因的遗传,由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有意识的漫长过程,既是历史的不断演进,也是地域风俗模式化、情景化的不断积淀。二者相辅相成,难以分割。
  其二,时代精神因素。
  时代与小说创作的关系,可以从文艺本身来考察。如中国古代文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源流,即“政教中心论”,它最初起源于《尚书》“诗言志”,后来延续的有,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曹丕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著”等'5',“而文学艺术家生长发育的‘生态位’,应该包括这样一些因素:自然风物景观、时代精神氛围、深厚政治状况、文化传统习俗以及基本的物质条件”。'6'它说明了文学作品如何体现时代精神的问题。
  时代精神氛围,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而提倡的主流文化理念,它是全民族甚至国家人民必须遵循的行为宗旨和语言宗旨。中国的文学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艺术要反映时代变迁,必然要体现时代精神。
  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时代精神作为一个大区域的主流文化理念,它与地域文化相互渗透,对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是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接,通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7'
  武汉文学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延续,如同奔流不息的万里长江,我们可以感受到它悠久的文学生态源中,有一种灵动的、如同万千湖泊般的个别性,所谓个别性,是能代表本群落生存精神的“集体无意识”,如行为方式,语言习惯,礼仪风尚等。说到底,个别性也就是地域性。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多元文化,在顺应主流文化的同时,武汉作家小说题材中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是非常有特色的。它敏感,多变,既有北方文化的豪迈与大度,也有南方文化中的细腻与调侃,特别是商埠文化中的市民性格的影响,它在融汇主流文化的同时,所体现出来的精神质感,即市民文化的功利性和自我性。尤其是自我性,不仅是一种典型的区域化人格的标榜,也是非常独立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方式。
  武汉近20年来小说生态中独树一帜的亮点,应该是市民文学。几乎大多数的武汉市作家都在自己的作品中写到市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池莉,如她近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小说《生活秀》,女主人公来双扬身上体现出来的顽强的生存意识,她幼年丧母,父亲离家再婚后,她为了抚育几个弟弟妹妹,不得不在少年时期就率先做生意,当时还得顶着割资本主义尾巴被抓的危险,东躲西藏,因此从小练就了一套生存本领,也奠定了非常自我的独立意志。来双扬的形像不仅生动典型,质地也非常鲜明,她代表了武汉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