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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里疯累了一天回去，舅妈总有最好的菜、自酿的酒拿出来喂孩子，我们呢，电影画面似的抱一大把野花回家，粗粗心心的全给啪一下插在大水瓶里就不再管了。凉凉的夜间，坐在院子里听舅舅讲故事，他最会吹牛，同样的往事，每回讲来都是不同。有时讲忘了。我们还在一旁提醒他。等两老睡下了，表妹才给我讲讲女孩子的心事，两人低低细语，不到深夜不肯上楼去睡觉。
  第二日清晨，舅舅一叫：“起床呀！田里去！”表妹和我草帽一拿，又假装去田上管事去了。事实上那只是虚张声势，在那些老工人面前，我们是尊敬得紧呢！
  回忆起来，要说在异国我也有过回娘家的快乐和自在，也只有那么两次在舅舅家的日子。
  后来我变成一个人生活了，舅舅家中人口少，一再邀我去与他们同住，诚心要将就当做女儿一般看待，只是我怕相处久了难免增加别人的负担。再说，以我的个性，依靠他人生活亦是不能快乐平安的。舅舅家就再也不去了。
  既然真正的父母住得那么远，西班牙离我居住的岛上又有两千八百里的距离。每当我独自一个人飞去马德里时，公婆家小住几日自然是可以，万一停留的日子多了，我仍是心虚的想搬出去。
  女友玛丽莎虽然没比我大两岁，只是她嫁的先生年纪大些了，环境又是极好的人家。我去了马德里，他们夫妇两个就来公婆家抢人，我呢，倒也真喜欢跟了玛丽莎回家，她的家大得可以捉迷藏，又有游泳池和菜园，在市郊住着。这个生死之交的女友，不但自己存心想对我尽情发挥母爱，便是那位丈夫，对待我也是百般疼爱，两个小孩并不喊我的名字，而是自自然然叫“阿姨”的，这种情形在没有亲属称呼的国外并不多见，我们是一个例外。
  在玛丽莎的家里，最是自由，常常睡到中午也不起床，醒了还叫小孩子把衣服拿来给阿姨换，而那边，午饭的香味早已传来了。
  这也是一种回娘家的心情，如果当年与玛丽莎没有共过一大场坎坷，这份交情也不可能那么深厚了。
  可是那仍不是我的娘家，住上一阵便是吵着要走，原因是什么自己也不明白。
  在西班牙，每见我皮箱装上车便要泪湿的人，也只有玛丽莎。她不爱哭，可是每见我去，她必红眼睛，我走又是一趟伤感，这种地方倒是像我妈妈。
  过去在西德南部我也有个家，三次下雪的耶诞节，就算人在西班牙，也一定赶去跟这家德国家庭过上十天半月才回来。当然，那是许多年前做学生时的事情了。
  那位住在德国南部的老太太也如我后来的婆婆一样叫马利亚，我当时也是喊她马利亚妈妈。有一年我在西柏林念书，讲好雪太大，不去德国南部度节了，电话那边十分失望，仍是盼着我去，这家人一共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都是我的朋友。当时家中的小妹要结婚，一定等着我去做伴娘，其实最疼我的还是马利亚妈妈，我坚持机票难买，是不去的了。
  结果街上耶诞歌声一唱，我在雪地里走也走不散那份失乡的怅然。二十三号决定开车经过东德境内，冒雪长途去西德南部。到的时候已是二十四日深夜，马利亚妈妈全家人还在等着我共进晚餐。更令我感动的是，一入西德境内，尚在汉诺瓦城的加油站打了长途电话去，喊着：“过来了，人平安，雪太大，要慢慢开！”并没有算计抵达南部小镇的时间，车停下来，深夜里的街道上，马利亚妈妈的丈夫，竟然穿了厚大衣就在那儿淋着雪踱来踱去的等着我。
  我车一停，跑着向他怀内扑去，叫了一声：“累死了！车你去停！”便往那幢房子奔去。房间内，一墙的炉火暖和了我冻僵了的手脚，一张张笑脸迎我回家，一件件礼物心急的乱拆。那当然也是回娘家的感觉，可惜我没有顺着马利亚妈妈的心意做他们家庭的媳妇。没有几年，马利亚妈妈死了。当那个印着黑边的信封寄到了我的手中时，我已自组家庭两年了。
  跟那一家德国家庭，一直到现在都仍是朋友，只是妈妈走了，温暖也散了，在德国，我自是没有了娘家可回。
  飘流在外那么多年了，回台的路途遥远，在国外，总有那么一份缘，有人要我把他们的家当成自己的家，这当然是别人的爱心，而我，却是有选择的。
  去年搬了一次房子，仍在我居住的岛上，搬过去了，才发觉紧邻是一对瑞典老夫妇，过去都是做医生的，现在退休到迪纳利群岛来长住了。
  搬家的那一阵，邻居看我一个人由清早忙到深夜，日日不停的工作，便对孤零零的我大发同情，他们每天站在窗口张望我，直到那位老医生跑来哀求：“Echo，你要休息，这样日也做，夜也做，身体吃不消了，不能慢慢来吗？”我摇摇头，也不肯理他的好意。后来便是那位太太来了，强拉我去一同吃饭，我因自己实在是又脏又忙又累，谢绝了他们。从那时候起，这一对老夫妇便是反复一句话：“你当我们家是娘家，每天来一次，给你量血压。”
  起初我尚忍着他们，后来他们认真来照顾我，更是不答应了。
  最靠近的邻居，硬要我当作娘家，那累不累人？再说，我也是成年人，自己母亲都不肯去靠着长住，不太喜欢的邻居当然不能过分接近。也只有这一次，可能是没有缘分吧，我不回什么近在咫尺的假娘家。
  写着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台北，突然回来的，久不回来的娘家。
  妈妈在桃园机场等着我时，看见我推着行李车出来，她走出人群，便在大厅里喊起我的小名来，我向她奔去，她不说一句话，只是趴在我的手臂上眼泪狂流。我本是早已不哭的人了，一声：“姆妈！”喊出来，全家人都在一旁跟着擦泪。这时候比我还高的妈妈，在我的手臂中显得很小很弱。妈妈老了，我也变了，怎么突然母女都已生白发。
  十四年的岁月恍如一梦，十四年来，只回过三次娘家的我，对于国外的种种假想的娘家，都能说出一些经过来。而我的心，仍是柔软，回到真正的娘家来，是什么滋味，还是不要细细分析和品味吧！这仍是我心深处不能碰触的一环，碰了我会痛，即使在幸福中，我仍有哀愁。在妈妈的荫庇下，我没有了年龄，也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毕竟这份情，这份母爱，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
  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本是畸零人，偶回娘家，滋味是那么复杂。掷笔叹息，不再说什么心里的感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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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人
  shu
  我们是替朋友的太太去上坟的。
  朋友坐轮椅，到了墓园的大门口，汽车便不能开进去，我得先将朋友的轮椅从车厢内拖出来，打开，再用力将他移上椅子，然后慢慢的推着他。他的膝上放着一大束血红的玫瑰花，一边讲着闲话，一边往露斯的墓穴走去。
  那时荷西在奈及利亚工作，我一个人住在岛上。
  我的朋友尼哥拉斯死了妻子，每隔两星期便要我开车带了他去放花。
  我也很喜欢去墓园，好似郊游一般。
  那是一个很大的墓园，名字叫做——圣拉撒路。
  拉撒路是圣经上耶稣使他死而复活的那个信徒，墓园用这样的名字也是很合适的。
  露斯生前是基督徒，那个公墓里特别围出了一个小院落，是给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国死者安眠的。其他广大的地方，便全是西班牙人的了，因为在西班牙不是天主教的人很少。
  在那个小小的隔离的院落里，有的死者睡公寓似的墓穴一层一层的，有的是睡一块土地。露斯便是住公寓。在露斯安睡的左下方，躺着另外一个先去了的朋友加里，两个人又在做邻居。
  每一次将尼哥拉斯推到他太太的面前时，他静坐在椅上，我便踮着脚，将大理石墓穴两边放着的花瓶拿下来，枯残的花梗要拿去很远的垃圾桶里丢掉，再将花瓶注满清水。这才跑回来，坐在别人的墓地边一枝一枝插花。
  尼哥拉斯给我买花的钱很多，总是插满了两大瓶仍有剩下来的玫瑰。
  于是我去找花瓶，在加里的穴前也给放上几朵。
  那时候尼哥拉斯刚刚失去妻子没有几个星期，我不愿打扰他们相对静坐的亲密。放好了花，便留下他一个人，自己悄悄走开去了。
  我在小院中轻轻放慢步子走着，一块一块的墓碑都去看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有一天，我在一块白色大理石光洁的墓地上，不是墓穴那种，念到了一个金色刻出来的中国名字——曾君雄之墓。
  那片石头十分清洁、光滑，而且做得体面，我却突然一下动了怜悯之心，我不知不觉的蹲了下去，心中禁不住一阵默然。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曾先生，你怎么在这里，生前必是远洋渔船跟来的一个同胞吧！你是我的同胞，有我在，就不会成为孤坟。
  我拿出化妆纸来，细心的替这位不认识的同胞擦了一擦并没太多的灰尘的碑石，在他的旁边坐了下来。
  尼哥拉斯仍是对着他的太太静坐着，头一直昂着看他太太的名字。
  我轻轻走过去蹲在尼哥拉斯的轮子边，对他说：“刚刚看见一个中国人的坟，可不可以将露斯的花拿一朵分给他呢？”我去拿了一朵玫瑰，尼哥拉斯说：“多拿几朵好！这位中国人也许没有亲人在这儿！”
  我客气的仍是只拿了一朵，给它放在曾先生的名字旁。我又陪着曾先生坐了一下，心中默默的对他说：“曾先生，我们虽然不认识，可是同样是一个故乡来的人，请安息吧。这朵花是送给你的，异乡寂寞，就算我代表你的亲人吧！”“如果来看露斯，必定顺便来看望你，做一个朋友吧！”
  以后我又去过几次墓园，在曾先生安睡的地方，轻轻放下一朵花，陪伴他一会儿，才推着尼哥拉斯回去。
  达尼埃回来了——尼哥拉斯在瑞士居住的男孩子。而卡蒂也加入了，她是尼哥拉斯再婚的妻子。
  我们四个人去墓地便更热闹了些。
  大家一面换花一边讲话，加里的坟当然也不会忘记。一摊一摊的花在那儿分，达尼埃自自然然的将曾先生的那份给了我。
  那一阵曾先生一定快乐，因为总是有人纪念他。
  后来我做了两度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曾先生的确是来谢我，可是看不清他的容貌。
  他来谢我，我欢喜了一大场。
  以后我离开了自己的房子，搬到另外一个岛上去居住，因为荷西在那边做工程。
  曾先生的坟便没有再去探望的机会了。
  当我写出这一段小小的故事来时，十分渴望曾君雄在台湾的亲属看到。他们必然因为路途遥远，不能替他扫墓而心有所失。
  不久我又要回到曾先生埋骨的岛上居住，听说曾先生是高雄人，如果他的亲属有什么东西，想放在他的坟上给他，我是十分愿意代着去完成这份愿望的。
  对于自己的同胞因为居住的地方那么偏远，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回想起来只有这一件小小的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的一份心意吧！
  后记
  上面这篇小文章是朋友，作家小民托付我要写的，为了赶稿，很快的交卷了。
  这件事情，写完也忘记了，因为文短。
  过了很久很久，快一年多了，我有事去《联合报》，在副刊室内碰到编辑曼伦，她说有人托她找一篇三毛去年在报上发表的短文。
  曼伦翻遍了资料，找不到刊过这篇文章的事实。其实，它当时发表在《中华日报》上，并不在《联合报》。“有人打电话来报社，说三毛写过一个在西班牙姓曾的中国人的事情，名字是他失踪了多年的兄弟，听说在西班牙失踪的，你有没有这个记忆？”曼伦问我。
  我很快的将在西班牙认识的中国人都想了一遍，里面的确没有一个姓曾的。
  我告诉曼伦，大概弄错了，没有姓曾的朋友，也没听说有什么在西班牙失踪的中国人。
  没有想起这篇文章，他们在找的是一个失踪的兄弟，我完全没有联想。
  过了不久，收到一封寄去报社转来的信，拆开来一看，里面赫然写着曾君雄的名字，当我看见这个全名出现了时，尖叫了起来：“他家属找的原来是这个人——他早死了呀！一九七二年还是七一年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