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厦千万间，却根本不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售楼女子有着无数把空房间的钥匙，却没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她只好常常在即将售出的楼里栖身；夜市上摆地摊的男人也是居无定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卖骨灰盒的男孩干脆偷了把钥匙在待售的空楼房里得过且过。
  弗吉尼亚·伍尔芙说过，一个女人一定要有间自己的屋子，在她看来“一间自己的屋子”是一个象征，一个可以谈到独立的基本。“无恒产者无恒心”，售楼女子没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的心也注定无所归依，再加上卖骨灰盒的男孩和摆地摊的男人，三个人都没有恒产，都是都市里没有家的人，三个人也果然都没有恒心。
  恒心的体现在哪里，在“一间自己的屋子”，在屋子里必须有的爱情；而爱情的具体体现在哪里，在性中。
  杨贵媚扮演的售楼女子有着冷漠的性感与狐媚，她穿着一身冷酷而诱人的黑衣，不失时机地打口红，百无聊赖地打蚊子，喝碧绿色的饮料，像妓女一样嗲声嗲气地用手机联系客户，她是在售卖空置的房子，也是在售卖自己空置的肉体和灵魂。很快，她和摆地摊男人开始眉来眼去，完成了一场快餐式的勾引互动。
  因为寂寞，心无归依的杨贵媚当然已磨炼成了老手，对“爱情”的需求只剩下了感官的刺激。当她到了直奔主题的床边，她的饥渴和实用便暴露无遗，她几乎是不由分说地扯去了摆地摊男人的外衣，直取要害。这本该令人血脉喷张的情欲交战，竟是如此简单生硬和草率。整个交欢过程，就像两只狗，还不如狗，狗还呻吟两声，这干柴烈火中的男女竟始终没有一句交流。
  有过一次交欢，摆地摊男人自然想鸳梦重温，再打电话给杨贵媚时，她竟已经将他彻底遗忘。这也不奇怪，两人本来只是需要一种简单的身体进入。于是再来第二次，再次短暂的满足和满足之后的更大的空虚，没有爱情的性本来就只是一种动物的本能，而本能不可能是长久的。
  长久就是万岁，爱情万岁由此成为一种虚妄和反讽。
  蔡明亮没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他没有通过这些城市里的边缘人来抨击社会时政，至少没有直接批评。他不想让影片流于肤浅的批判，而是更想通过影像展现一种或多种人的生存状态。在一派喧嚣的商业社会现实下，现代人似乎已丧失了应有的语言功能，极少的影片对白，简直有些像哑剧，甚至连音乐也懒得用，但正是大巧若拙的表现，倒传神地表现了都市人的空茫的寂寞。
  影片中的三个人物都是在推销东西，房子、生活用品和骨灰盒，似乎很有些意味，它正好构成了人的基本生活状态，从活的欲望到死的需求。商品社会里，人们都在想方设法推销自己以及身后的产品。当情感和激情被榨干之后，人们自觉地成为了毫无情趣的活机器。
  心灵之门的钥匙都丢失了，除了肉体就是肉体，爱情何以附丽，又何谈万岁？
  事实上，影片根本也不是一部爱情电影。仅有的男欢女爱也只是填补精神空虚的情欲满足，以及瞬间满足之后漫长的落寞。影片表现这些灰色人生，非常冷静甚至带点无奈和自嘲的意味。摆地摊男人和售楼女子在大床上机械地做爱，卖骨灰盒的男孩就躺在床下偷听。肉体欲望的满足之后，女人离开，男人仍在熟睡，自闭而性变态的男孩爬上床给了男人一个吻。爱情万岁的神话没有构建即已幻灭，伴随这些行尸走肉般男女的，是短暂情欲之后无止境的迷惘。影片结尾意味深长，三个人在同时短暂的肉体满足之后，各奔自己的生活。“噩梦醒来是早晨”，事实上，不管是男是女，他们已没有了梦。在一夜激情之后，售楼女子在清晨的公园里走啊走，灰暗的天空，清净的四周，只有高跟鞋清脆地敲击路面的声音。在漫长而漫无目的的行走之后，她疲倦地坐在公园台阶上，抽泣，然后放声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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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在哪里万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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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水随着郁积在心的绝望倾泄而出，清空的心还要继续接收生活的伤痛，只要活着就没有了结。
  标着《爱情万岁》的名字，本来该是一部喜剧或闹剧才好，韩国后来果真拍摄了一部同名的喜剧影片，由韩国大美女金喜善主演。我没有看过，据说和韩国的偶像爱情剧一样，是将浪漫冲动的爱情与轻松搞笑的对白熔于一炉，充满虚假的甜蜜温馨和胡闹。我想这就对了，“爱情万岁”本来就是一种笑话。
  “爱情万岁”如同“少女万岁”一样的不可能，少女不等万岁，甚至不等五十岁就已成了不忍卒看的老太婆了。留着“爱情万岁”吧，还有“青春万岁”，在书本里，在银幕上，在我们不灭的祈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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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男人来不及忏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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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男人不会在风流的年代去忏悔，往往是在此情不再，确切地说是此“性”不在的时候才想去忏悔，虽于事无补，但总算还有些真诚。因此，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不仅让妓女玛丝洛娃“复活”，更是让曾经风流的男人聂赫留朵夫通过忏悔得到“复活”。
  忏悔就可以“复活”吗，对聂赫留朵夫来说也许可以，因为严格说来他并不能算个风流男人，只是在其欲火中烧的青春期，有过一次不能自制的性冲动。而对于真正的风流男人来说，忏悔，还是要等到年老无能的时候。
  在我看来，风流并不是坏事，只要不下流就不会有太大的恶果。据说，有位著名主持人曾为男人的“风流”与“下流”两个概念区分差别，说风流是到处留“情”，下流是到处留“精”，我以为堪称妙语。我想，只要不到处留“精”，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下流，风流男人对很多女子来说还是颇受欢迎的，尤其是正在情性都饥渴的女子们心里。
  情性饥渴的女子是无辜的，她们渴望风流男人没有错，哪怕渴望下流男人也无大碍，只是千万不要遇到像《美色杀人狂》中的风流男人，那家伙不仅要风流、要下流，更要命的是他还要杀人。所以，不管是风流还是下流，女人们千万不要被“流”所迷惑。
  《美色杀人狂》放大了一个年轻英俊男人的残酷“风流”，夸张表现了一个成功男人是如何释放潜伏在内心深处的凶猛野性的。他受过哈佛的高等教育，欣赏高雅音乐，是个成功的股票经纪人，有令人羡慕的工作、漂亮公寓和未婚妻以及情人，即使是小资女人很在意的生活习性、出入的场所以及结交的人物是否够品位都是无可挑剔。然而，这个保养得极为细致的风流男人却因物质生活的小小不满和空虚而在内心积攒着邪恶。终于有一天，他穿上雨衣，拿起斧头，在新潮动感的音乐中，像砍猪头肉一样砍死了比自己过得更好的同事。接着，他一发不可收拾，在邪恶驱使下变成一个疯狂的连环杀手。他风流倜傥地将妓女召到家中，宣泄之后，再用各式匕首、电锯表演杀人，然后，在音乐声中，他悠闲地抽着雪茄欣赏他的猎物慢慢死去。我不知道干吗要拍摄这样一部电影，只是让女人们警觉有这样一种风流男人，他们不仅要色更要命。处在极端邪恶中的风流男人当然没时间忏悔，直到罪恶暴露，在追捕的警察面前再次滥杀无辜而最终被消灭。
  大美女伊丽莎白·赫莉演过一部真正表现男人忏悔风流的影片《Dawg》，影碟翻译的名字就叫《风流男人的忏悔》。讲了一个花花公子为了遵从奶奶的遗嘱，去探访与自己曾有过鱼水之欢的女人，不同的昔日情人几乎都对他的始乱终弃没有怨恨。这个风流男人的忏悔也缺少一种实际的意义，倒是他跟伊丽莎白·赫莉扮演的女律师从暧昧到爱情的迅速关系让人羡慕不已。没到时候的男人是不需要忏悔的，硬要去忏悔也肯定是口是心非。
  表现男人忏悔的影片多很平庸，这部又是一个例证。这是我第一次看伊丽莎白·赫莉的电影，果然是令人惊艳的绝世美女。和索菲·玛素一样有种东西合璧的美，也和索菲·玛素一样没有精彩的电影，只有出众的美貌和名声。
  比较起来，法国电影《追夏裙的男人》（特吕弗导演）倒是很有趣，虽然没有涉及忏悔，但其视角颇具盖棺定论的总结意味。
  影片一开始就是风流男人大卫·法勒终于入土为安了，他的棺材放进了墓穴，一个个往里填土的人走马灯似的经过，都是穿裙子的女人，镜头摇过她们的腿，仿佛是透过大卫·法勒不死的眼睛在饥渴地张望。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女人穿裙子的腿构成了他全部的需求和想像，也因此成了影片的主要画面。女人的腿，丰满的、纤瘦的、贤淑的、放肆的，荡过来荡过去，犹如游动的性感森林。一个工作之余百无聊赖的单身汉，全部的嗜好就是在街上看女人的腿，并设法将他心仪的女人勾引到自己的家里，他的执著和不惜代价令人慨叹。
  如果只是表现他的这一嗜好，观众也会感到腻烦。在情场上饥一顿饱一顿的花花公子，仗着有丰富的情色经历，加上“战时”间歇的疲惫与空虚，忽然心血来潮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开始的名字就叫《追夏裙的男人》（后来被改成《男人爱女人》），他敲击着老式的打字机，叼着香烟，一边喷云吐雾，一边像普鲁斯特一样“追忆逝水年华”。历历往事让他乐此不疲，有时竟一写就是一个通宵。真实的经历竟打动了不少人，首先是帮他把错漏百出的手稿重新打字的单身寡妇，因她无法抑制手稿内容对她身心的影响而断然拒绝了继续打字。跟着是巴黎一家出版社的女编辑，她不仅被书打动鼎力敦促出版，还爱上了这个花花公子，追到他所在的城市与他共度春宵。
  《追夏裙的男人》使我想到美国作家欧文肖的小说《穿夏装的姑娘们》（“夏装”本来就该翻译为“裙子”的），小说中的主人公也是专门在街上看姑娘的大腿，但他与大卫·法勒不同，与妻子一起走在街上也照看不误。正因为不是大卫·法勒一样的单身汉，便也没有大卫·法勒的舍身投入，他只是个单纯的观察者，仅仅是一饱眼福（也许还有点意淫）而已。欧文肖的高妙之处是他没把主人公写成一个嗜色的花花公子，而是写成了一个审美者，当主人公的妻子起身离桌时，他凝视着妻子迈动的双腿，仍忍不住在心中赞美：“多漂亮的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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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流男人来不及忏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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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人最终都会是自己嗜好的牺牲品，《美色杀人狂》的风流杀手最后也逃不了被追杀的结局，大卫·法勒当然会为自己的“追夏裙”而牺牲，他们都来不及忏悔。
  那是出版社女编辑走后不久，在一个寂寥的傍晚，“追夏裙的男人”又追踪一个有着美丽大腿的女人，精神过于专注，被迎面疾驶的汽车撞倒。他浑身缠着绷带，躺在了病床上，本来应该消停了，但他不能。一个苗条的年轻女护士出现在门口，大卫·法勒入迷地盯着她的大腿，忍不住起身向她伸出手，正在输血的皮管被抻断了，他栽倒在地上。
  于是，有了电影开始的一幕，他的棺材被放进墓穴，一个个穿裙子的女人走马灯似的经过，每个人的表情不同，有悲戚哀伤，有漠然麻木，也有幸灾乐祸的，镜头摇过她们的腿，那是大卫·法勒不死的灵魂，也是所有男人的凡眼在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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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只按两次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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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电影里，爱情与谋杀总是相依出现，彼此常常交融，互为转换。
  《邮差总按两次铃》（ThePostmanAlwaysRingsTwice）是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创作于1934年的长篇小说，我看这部小说时，特别注意了它的结构。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开头第一段是“约在中午时分，我被人从运干草的卡车上扔了下来。前一天夜里，我从边境处纵身攀上卡车……”经过了偷情、谋杀、诉讼等非同凡响的经历后，小说结尾的最后一段是：“他们来了。神父说祈祷会有用的。如果你已经读到这里，就为我和科拉（已遭车祸而死的女主角）祈祷吧，祈祷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会永远在一起。”
  从小说的一头一尾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潘金莲式的“奸夫淫妇”、“谋害亲夫”最终得到报应的案件，实际是个流浪汉寻找归宿并获得爱情的故事。西方人总能从为奸情而起的谋杀中，营造出爱情的氛围。比如《洛丽塔》，比如这部《邮差总按两次铃》。由此我想到特吕弗曾说，希区柯克的所有谋杀电影拍摄得都像爱情片，而他的爱情片又都像是谋杀。应该说，特吕弗是深得希区柯克的精髓，他没有拍摄过一部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电影，但在他多产的爱情片里，确实都有着阴谋与谋杀的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