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此时，胡秉宸对吴为的所知已不算少，首先在记忆中涌现的却仍是那个雪日的经历。
  在这之前，胡秉宸与吴为不是没有过接触。
  当时他政治上还没有得到“解放”，每日在造反派的监督下劳动改造，又病得很厉害，一面咳着一面埋头扛着一根电线杆前行，极力稳住颤抖的脚步，万万不能让自己在“革命者”面前跌倒。举手擦汗的工夫，见吴为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皱着眉头，朋沉地打量着他。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她的目光时，她很快将眼神闪开，好像担心胡秉宸在她目光中读到什么，比如他看上去多么狼狈之类，而且知道他并不希望人们如此看待。
  待到政治“解放”，又渐渐恢复了“文化大革命”中失去的一切，下面的于部就常到他这里汇报吴为。有关她放荡不羁的淫秽传闻遍及干校，人们总是用非常猥亵的言词说到她，说到有个男人当街把她揍了一顿，只因她不愿同他恋爱，可是不久之后，又听说她和那个揍她的男人在蚊帐里干了什么勾当。一个女人一旦到了谁都可以随便揍的地步，怕是连狗都不如了。
  又有人说，偏偏农忙时吴为罢工，不肯为农机焊接铧片，原因是要求焊接铧片的人叫了她一声小吴。“我说过多少次我的名字叫吴为，不叫小吴。谁要是叫我小吴，可别怪我不干活儿。”她说。
  “叫小吴有什么关系？”人说。
  “我明明三十了，为什么还要装嫩？”吴为那个班的班长就住在胡秉宸隔壁，班组活动常常在班长宿舍进行。
  每天早上或下午政治学习时，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班长宿舍外，《毛泽东选集》摊在膝头，对着日出或远处的山峦发愣，并不认真阅读，即便寒冷的冬季也是如此，鼻子，冻得通红。
  她平时也是独来独往，不像别的女人总喜欢三个一群，五个一堆。难道她们真是那样相亲相爱？
  可能她行为不端，人们不屑与她为伍，更可能是她不愿与人为伍。见到她日日如此学习《毛选》，胡秉宸既没批评她也没告诉她的班长，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采取这种不闻不问的态度。有时甚至毫无缘由地走出房间，好像有什么事要办，不过借故看看那个学习《毛选》的吴为。有天早上刚走出房间，食堂那只狗就跑来与他亲热。他弯下腰去拍拍狗头，坐在室外学习《毛选》的吴为冷冷提醒道：“小心，它刚吃过屎。”
  他不由得想要幽他一默，并且知道吴为懂得他的幽默，回答说：“难怪它那么高兴。”她果然似笑非笑，很有保留地翘了翘嘴角。他注意到她嘴角下的两个小酒窝。想，别人的酒窝都在面颊上，她的酒窝却在嘴角下。
  天气晴暖的时候，他们班的活动就移到室外，大家坐在一堆原木上政治学习或是开班组会。吴为老是一言不发，坐在最高一根原木上。
  有一次开鉴定会，班长挨个儿念了每人的鉴定，吴为的鉴定真是糟糕透了：“政治学习不认真，群众关系不好，生活特殊，劳动表现娇气，要求发放劳保护脚，因无护脚便停止电焊工作，今后仍需加强改造……”
  那正是能否结束劳动改造、提前返回北京的关键时刻，这样一份鉴定，算是彻底毁灭了吴为返回北京的希望。可是电焊条的熔化温度在一千度以上，电焊时掉下的焊渣即使没有一千度也有几百度，脚是肉长的，怎能禁得住那高温的焊渣？即便在工厂，也必须给这个工种的工人发放劳保护脚套。
  难怪吴为脚背上老是贴着一块块纱布或橡皮膏，可能都是烫伤。
  即便这女人放荡不羁偷人养私生子，但要求劳动保护用品没有错。
  吴为什么也没解释，接过鉴定表，当着全班给她做鉴定的那些人，慢吞吞地把那张纸撕了。先撕成一条条，又把一条条撕成一块块，巴掌一扬，那些小纸片就随风散去。胡秉宸从窗里看得很清楚。全班人马义愤填膺，班长气得脸红脖子粗，下面干部很快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胡秉宸，他又是什么也没表示，下面的同志也就不好有所动作。
  吴为反正回不了北京，这还不够吗？
  这女人现在就走在他的前面。
  冷眼看去，吴为绝对谈不上蕴藉深远、仪态万方，不过是一种退色的情调。时间长了，才会发现蕴藉深远那一类颜色或神思，浸润点染在她的底色上，笔深笔浅不肯通融，浓妆淡抹总不相宜。
  她不论何时都是众矢之的，不论怎样伪装也必然不同。即便一身补了又补的蓝布衣衫，也难掩书卷之气和一身傲然，哪里像个改造对象！此外这女人有一股中药味。日后当他们有了肌肤相亲的机会，吴为的枕上果然总有一股中药味。美国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德文达拉·西恩，差不多在二十世纪末才发现，男人在选择与哪些女人调情时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只要闻一闻，就知道这女人是否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并认为这个时期的女人更具吸引力。
  而胡秉宸要比西恩超前许多；他像《闻香识女人》那部电影中的男主角一样，何止闻出女人是否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还可以闻出各种女人的质地。他认为每个女人都有一股独特的味道，不一定好闻，有的甚至很腥，可是性感，好比吴为那个班组里姓赵的女劳模，好像永远处于生殖周期的最高峰。
  如果中国没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胡秉宸可能会像他的先祖那样，风流倜傥，坐拥女人之城，如明代唐寅的那幅仕女吹箫图（不是二十世纪末叶有个叫做陈逸飞的画的那一幅），而现在，他只能对一切个发出中药味、一个有着退色情调的女人发生兴趣喽。
  但谁又能说，吴为狼藉的名声对胡秉宸不是更大的吸引？不要以为胡秉宸从里到外都是“宋明理学”。
  好比此时，他心中就在暗暗叫道：吴为，吴为，你怎么不回过头来？
  不但生活开除了吴为，“革命”也开除了她。“革命”派们互相打斗起来，你是反革命，他是叛徒，天下马上没了一个好人。吴为看不过去，说了一句：“坏人有那么多吗？干部也不能一律打倒。”
  一个眼瞅就要被打成反动阶级孝子贤孙的男人，向她杀来一枪，“我们政策水平不高，可我是我妈怀胎十月名正言顺生下来的。”这当然是影射吴为有一个私生子。
  不但吴为张口结舌，全场人也都静默下来。幸亏他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吴为，否则这个前国民党三青团员马上就面临“革命派”的绞杀。
  吴为又怎能不自量力地对“革命”说三道四？这不是自取其辱又是什么！
  不要以为人们给了她活下去的机会，就忘了她不能和他人平起平坐的身份。
  此后她不再参与“革命”，而是站在一旁看别人“革命”或“被革命”，反倒逍遥起来。
  只要不和人在一起，吴为就觉得自在，甚至变得聪明，所以在大队人马出发的时候，总能找到落队的理由。革命领导不止一次批评过她，可她仍然没脸没皮，继续落队。走着走着，就听见有人在后面叫她。回头看看，一个人也没有，只有那个“解放”了的副部长胡秉宸走在后面。是他在叫她吗？当然不是，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如她这样一个小职员的名字。
  她调转头继续前行，遗憾着不能独自走在这条路上了。
  可是吴为在劫难逃。
  胡秉宸拿出去大别山送情报的行路速度，很快赶上了吴为，并对她点点头。
  很礼贤下士，吴为想。也就点头作答，然后无言地继续前行。
  此时的吴为，绝对想不到日后会和这个身材矮小，一副“宋明理学”面孔的男人有什么瓜葛。而且更不自在地想，现在不但不能独自走在这条路上，还得和这个男人并肩而行。
  虽然吴为回头看了他一眼，也是非常不经意的一眼，但草帽下眯成一条缝的眼睛，继续无所谓地扫荡着四周。
  这女人似乎不善与人共处。就算和人走在一起、说在一起、坐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无非这样不经意地眯着眼睛，肯定也是这样不经意地活着。这种活法，自然会有种种的不合规矩。
  如何与女人搭话是难不住胡秉宸的。一看吴为那张谈不上沉鱼落雁的脸，料定不能从一般女人感兴趣的话题人手，便来个深入基层：“听同志们反映，是你首先发现了那个自杀的反革命？”
  如果胡秉宸像当今某些男人那样，只能借鉴地摊上的调情速成读物并开始他的进攻，“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香水？”一定会让吴为嗤之以鼻——“你知道多少种香水？你又知道哪一种香水用于哪一种。场合？哪一种女人会选用哪一种香水？……”
  所幸他问的是反革命自杀，于是这场谈话就不可能半途而废了。
  吴为脖子一拧，阴阳怪气地说：“可能还不止反映我发现有人自杀吧……前不久他还是红五类，学‘毛著’的标兵呢，怎么转眼之间就成了反革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吧。”她纠正道：“应该是‘大革文化命’……”想了想又接着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非常英明。问题是睡在谁的身边。像我们这种人，谁睡在身边都无所谓，要是毛主席身边睡了个‘赫鲁晓夫’，麻烦就大了。”
  千万不可把吴为这一通发泄看做是对政治的悟性，她只不过喜欢对“正经”事反其道而行之，对“正经”话反其意而用之，即便有点意思，也是歪打正着。
  最后她还较真地反问：“您真觉得他是反革命吗？”
  胡秉宸吓了一跳。他原不过是找个话题，也以为她会像所有人那样，说一句“这是自绝于人民”
  也就完了，没想到是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架势，而且惊世骇俗，暗藏杀机。这让刚刚获得政治自由的胡秉宸心惊，可又与他的许多想法不谋而合。而且她说“您”。有多少年胡秉宸没有听过“您”了，革命队伍里不说“您”。
  胡秉宸是压抑的，在机关里不能讲真话，在家里也不能随便说话，与白帆谈话就像是在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曾与白帆谈到庐山会议上的问题，她竟劝戒道：“同志，我觉得你现在的思想很危险。也许解放后你工作有所成效；渐渐滋长了自满情绪？”脸上是一副六亲不认的周正。
  何止解放后工作有所成效，难道解放前他的工作就没有成效？可是胡秉宸不能对白帆这样说。
  这样的话只能让未来留给吴为。
  多年后，吴为对他说：“不论怎么说，你在你那个阶层里，还是最优秀的一个。”
  胡秉宸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从鼻子里“哧”出一个当仁不让，并且倨傲地说：“何止我这个阶层？”可是他那时已然忘记，从与白帆的谨言慎行到与吴为畅所欲言之间的沧海桑田了。
  等到白帆越来越“社论化”，越来越像他的党小组长后，即便睡到半夜，身体的某一部分不安分起来，伸手就摸到解决问题的白帆，也不再和白帆交流，只是闷声操练。多少次让白帆感到意犹未尽，声嘶力竭地让他“顶住，顶住！”他本可以像他们同居初期那样，两人豁出命去，求得生死与共的酣畅，可现在，白帆越让他“顶住”，他越是到点就放闸，似乎存心闪她一下，心中还暗暗对白帆笑道：哪个人敢调戏社论，又怎敢操社论呢？不是说“一句顶一万句”吗？你总能在那一万句里找到解决“顶住”的办法。
  其实，只要白帆说一句自己的话而不是社论上的话，胡秉宸都可以把这件事干得有声有色。
  可是白帆偏不，一旦从他身下抽身而去，就翻脸不认人地对他说：“抓紧时间休整一下，明天还要工作呢。”好像刚才忘形大呼，让他“顶住，顶住”的不是她，而是党小组长暂时脱了一下裤子。
  而一旦下了床，胡秉宸自然也不再是白帆的丈夫，而是她的部长。
  就是胡秉宸哪天情绪不错，和白帆开个玩笑，也会被她解释得面目全非；如此，下了班还留在办公室工作，就不仅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了。
  胡秉宸官复原职后，时逢一九七五年东欧某国政府代表团访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宴会。胡秉宸就座于第三桌主位，同桌还有几个部级干部，其中有位江青的boyfrien。对方是计划委员会主任，带领三位局级干部。该国是毛泽东钦定的修正主义，又长期没有接触，彼此都不知说什么为好。虽是“文化大革命”
  后期，胡秉宸也不便说什么，很尴尬，只好没话找话。
  对方有位女客指着桌上的花问：“这是什么花？”胡秉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