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4点，西安临潼华清池沉浸在一片隆冬的寂静中。
  忽然，一阵激烈的枪声从这里骤然响起，张学良卫队一营某连包围了这里，拉开了兵谏蒋介石的“西安事变”的序幕。
  1936年12月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飞临西安，以华清池为行辕，向　　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部署“剿共”计划，压迫张、杨就范。
  12月7日，张学良、杨虎城得知蒋介石已准备了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第一个方案：如果张、杨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将全部开赴陕北进攻红军。假如不执行他的命令，就实行第二方案：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陕、甘两省由国民党中央军接管负责“剿共”。而且，蒋介石已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
  张、杨均不愿执行“剿共”命令，又不愿调往南方去被蒋介石分割、消灭。12月7日和8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前往华清池劝说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用政治方法解决红军问题。结果蒋介石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大发雷霆。
  蒋介石的顽固态度终于迫使张、杨作出断然决策：兵谏蒋介石，迫其停战抗日。
  不可一世、盛气凌人的蒋委员长被扣留起来，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建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二人分任正、副委员长，并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惊天地，泣鬼神，名垂青史。而西安，这座位于渭河中部、有着三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都，一时又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遽然发生的事变，犹如平地一声惊雷，使错综复杂的国内政局变得更加混沌迷茫。
  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立刻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意见。12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
  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对内情尚不明了的“西安事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负责人都作了重要发言，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从民族利益的高度出发，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应张、杨两将军电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促使蒋介石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转向停战抗日。
  不久，中共中央又指派李克农、伍修权和边章伍赴西安协助工作。边、伍二人在西安等待布置新的任务，没有直接参加处理“西安事变”的工作。李克农一到西安，就立即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统管内部事务。
  李克农的工作量很大，每天从早忙到晚，深夜11点以后，还要等待周恩来、叶剑英回到住地，向他们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到满脸倦容的李克农上床休息时，早已是万籁俱寂、众人入梦了。这段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明显恶化。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贫瘠的西北高原上恶劣的生活条件，使得李克农那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他眼疾更严重了，哮喘病不断发作，整天咳嗽不止，心脏也出了问题。
  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而张学良不久又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蒋介石回到南京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即命令组织高等军事法庭，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不久，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如笼中之虎，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涯。“西安事变”的另一主角———杨虎城将军，于1937年6月被迫辞职赴欧美考察，抗战胜利后返国，被蒋介石下令囚禁，于大陆解放前夕遇害于重庆松林坡戴公祠，时年56岁。
  张学良赴宁被扣后，蒋介石一面施放政治烟幕，一面对西安作军事部暑，大兵压境，东北军一向以张学良为核心，此时群龙无首，形势日趋混乱。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大多握有团营实权，张学良过去很器重他们，他们对张学良也有很深的感情。他们要求抗日，有爱国热忱，但思想有些混乱，处理问题不够冷静，特别是对张学良被扣表示无法接受，强烈要求不顾一切地营救。
  这批人中，为首的是张学良警卫团团长孙铭久。“西安事变”发动时，他曾亲率队伍冲入华清池活捉了蒋介石。张学良被扣后，以他为首的少壮派和以王以哲、何柱国为首的主和派发生了尖锐矛盾。
  1937年2月2日，孙铭久警卫团的一批人，突然闯入王以哲的住宅，开枪将王打死，制造了一起异常严重而又本不该发生的悲剧。消息很快传给周恩来，他闻讯立即和李克农等人赶到王以哲家。李克农看到王以哲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他深为这位曾在古北口大战过日寇、又和自己进行过面对面谈判的东北军高级爱国将领的惨死，发出了阵阵叹息。
  王以哲的家中哭声一片，乱成一团，李克农等人协助周恩来，帮助布置灵堂，安慰家属，料理后事，使东北军许多将领深受感动，解除了一些人对共产党的误会。
  孙铭久等少壮派军官的严重错误几乎导致东北军内部的大分裂。然而，他们在“西安事变”中又都是有功之臣，杀王以哲的动机也是为了拯救张学良，因此，周恩来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安排他们离开了西安，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然而，西安的局势仍然在恶化。
  李克农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暂时转移到西安北边的三原，那里驻扎着红军一军团，周恩来则坚守西安，并在七贤庄一号公开建立了红军办事处。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开进西安，“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也于次日抵达西安。西安的局势逐渐稳定了下来。
  充满戏剧色彩的“西安事变”终于结束了它悲剧性的尾声，一个全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抗战局面，如黎明前的一轮红日，喷薄而出。时势造英雄。
  办事处的　“红小鬼”
  西安局势稳定后，李克农走马上任七贤庄红军办事处处长，负责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早期筹建工作。此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李克农的工作在各地不断调换，但始终都是搞办事处工作。西安办事处设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巷内杨槐满目，郁郁葱葱，景色怡人。门口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教导队通讯训练班”的牌子，这是因为顾祝同害怕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扩大，采取的是“掩耳盗铃”的办法，十七路军的士兵负责门卫。
  办事处是中共设在国统区的一座桥头堡，也是一个窗口。任务相当复杂、繁重。给中共采买各种物资、同中央保持电讯联络、迎来送往以及同国民党特务进行斗争等等，都是办事处经常性的工作。
  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乎清一色是没见过什么大世面的“红小鬼”，由于他们头大个小，加上为和“通讯训练班”的学生身份相符，李克农让大家穿起了统一的学生装，所以附近的群众都戏称他们是“娃娃”，办事处自然也就成了“娃娃店”。当时西安有两家放映无声电影的电影院，对学生只收半价，办事处的这些“娃娃”们就冒充学生到电影院去看半价电影，算是开了洋荤。一到休息和吃饭时间，院子里总能传出阵阵喧哗和打闹声。然而这些“娃娃”，年纪虽然不大，工作却丝毫不能马虎。因为李克农对工作抓得很紧，特别是对机要工作，更是随时检查，不许出漏子。
  由于周恩来经常外出活动，李克农给他配了警卫副官陈有才。他除了教陈有才做好警卫工作外，还教他随周恩来到国民党机关时，如何给传达室通报、递送周恩来名片等等，并且给陈有才特制了一套呢子大衣和礼帽。
  对这些“红小鬼”，李克农耐心地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教会大家如何开展工作。一些原来握枪的粗手，也在李克农的指导下，学起了如何给客人挂衣帽、如何递烟送茶之类的细活。这，也是工作。办事处刚刚成立的时候，由于工作人员大多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不懂社会上的礼节，客人进屋，他们不知如何接待，只顾着站在一边看。周恩来说这可不行，就要李克农等人教大家怎样待人接物。李克农说，客人进来后，要先引到客厅外，帮客人把大衣、礼帽挂在衣架上，再引进客厅请坐、上茶……如此如此。
  就是这样，笑话还是不时地出现。有一天，一位民主人士来办事处，一位小公务员照章办事，不等客人站好，就动手将客人头上的礼帽摘了下来。幸好这是位对我党友好的人士，客人只一笑了之。李克农得知后，将这个例子作为教材，告诉大家要等客人自己取下礼帽后，才能接过来挂上，不要抢先动手。
  边摸索、边学习，“土包子”们也渐渐地适应了环境，成为彬彬有礼的服务人员了。
  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李克农是豪杰之士，也是有情之人。在办事处，稍有空闲，他就常常想起父母妻儿。上海一别5年来，他和家人天涯海角，音信杳然。念及此，他给芜湖的亲人写了一封家书。
  李克农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丈夫。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用寥寥数笔为李克农勾画出这样一个形象来。1936年10月中，我在红军中呆了近4个月以后，回白色世界的安排工作终于完成了。……
  李克农的儿女们
  “别忘了我的假臂！”蔡树藩叫道。
  “别忘了我的照片！”陆定一提醒我。“我们等着你的航空队！”杨尚昆笑道。
  “给我送个老婆来！”李克农责怪道。
  李克农的要求不高，只要夫人送来，即心满意足矣！
  其实，李克农一家人也整日为他牵肠挂肚。赵瑛带着孩子回老家后，一家人只能从国民党报纸的零言碎语中推测红军的行踪，猜想李克农的下落。
  家里生活日见艰难，在芜湖颇有些名望的老父亲被迫到处借债，赵瑛当小学教员，勉强养家糊口。处事庄重、待人谦和的赵瑛，把一个人口多、收入少的大家庭安排得十分妥贴，对公公、婆婆关心备至，与孩子们的叔叔、婶婶也能和睦相处，她话虽不多，但却赢得了大家的敬重，就连公公也尊称她为“赵先生”。李宁日后曾经这样回忆起那段时期的赵瑛：
  母亲教学工作相当辛苦，每天晚饭后，人们都已各自休息了，唯有母亲还在昏黄的灯下，精心地为几个班备课和批改作业。有时还要为我们姐弟缝制衣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有时我们睡醒一觉，仍看到母亲在灯下为我们缝补、操劳。这些都深深地烙印在我们脑际。真是千针万线浸透了母亲多少汗水，蕴藏着多少慈母的爱啊。繁重的教学、繁琐的家务、五个子女的抚育，沉重的担子压在母亲的肩上（当时她才三十多岁）。一九三四年，外祖父病逝，家业衰落，照顾外祖母的担子也压在母亲的肩上。
  李克农作为一名被国民党通缉多年的“共党要犯”，孩子们不知其生死存亡，而国民党的报刊上却时常出现有关他被捕被杀的消息。为了避开骚扰，孩子们上学填写表格，在“家长”这一栏里，填的不是李克农，而是爷爷李哲卿的名字。
  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全家的生活愈见困难，有时甚至要靠典当度日，几个孩子的读书也成了问题。
  一天，赵瑛将几个孩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你们也慢慢地长大了，不要再依靠家庭了，要学会独立地创建自己的生活，有机会在学校学习固然好，但不是唯一的，有些大学问家就是自学成才的，只要自己努力，辛勤地劳动，总会获得丰硕的成果。”几个孩子历尽生活磨难，很体谅家庭的困难，为不增加母亲的负担，纷纷中途辍学。
  16岁的李宁高中刚读了一年，就前往南京找了一个小职员的工作，从此走向了社会。
  而小女儿李冰，则在凄风苦雨中度过了难忘的青少年时光。初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李冰听从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