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闪光的雷电》荒煤１９８４）
  他渴望能有一把利剑，劈开笼罩在心中的重重迷雾！
  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
  阎　纲
  阎纲１９３２年８月１４日生于陕西礼泉县，１９４９年加入解放军宣传队，１９５０年在县文联工作，１９５２年调干上大学，１９５６年在《文艺报》工作，１９８６年到《中国文化报》工作。
  一、严文井
  我说我不是“五一六分子”，专案组说我负隅顽抗，“瓮中捉鳖，你跑不了啦！”军宣队警告说：“中央已经掌握你们的名单，敢不承认？不承认就是反军！”
  后来竟威胁说：“再不承认，苏修打过来首先枪毙你阎纲！”
  反军的罪名吓死人，只好招认：“军宣队进驻之前，我坚信不疑我不是‘五一六’；军宣队进驻以后，我坚信不疑我就是‘五一六’。”话音未落，就招来革命群众的一阵讪笑和最革命的群众的一顿毒打，说我继续反军。
  后来，日子更难过了，“遭遇战”弄得我坐卧不宁。工间休息，正想在田头伸伸腰、吸口烟，倏地，“阎纲站出来！”众人围上，摩拳擦掌，七嘴八舌，突袭一番。刚端上饭碗，刚要脱鞋上床，倏地又围拢上来，要你老实交代。
  我总是那两句自相矛盾的回答，军宣队进驻以前如何如何，军宣队进驻以后怎样怎样，天天如此，像耍猴似的，日子一长，专案组兴味大减，斗志渐渐疲软。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白天干活，晚上“办班”。我是唯一一个放在群众中的“五一六分子”。
  清早上工，我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树根（或米袋子）扛上。齐步走！”大后晌收工，我同样排在队尾，“向右转！丁力、阎纲把猪草挑上。齐步走！”路远，苔滑，挑重担，炼红心。吃完晚饭，提一暖瓶开水，回到宿舍，脱下雨衣，刚一落座，不及喘气，就被带到学习班。又把雨衣披到身上，湖北多雨。
  天天审到黑夜，夜夜饿得难受。审罢归来，还是不准打盹，看守们猫在仓库的一角越是开罐头喝酒，我的脸浮肿得越厉害。
  一天深夜，我被押回大仓库，推开门，一片漆黑，行至拐弯处，一只胳膊挡住去路，一块桃酥递在我的手中。
  我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老严啊，我尊敬的作家严文井，这是您的手臂！这么晚了您……？
  坐于床头，掂量许久，吃不下去。腹诵七言八句，和血和泪，监视甚严，未留底稿，然刻骨铭心，终生不忘。
  又一天深夜，老严塞给我一个纸包，原是一块骨头。我狼吞虎咽，啃个干净。老严后来告诉我说：“那天，周增勋他们弄到一条死狗，剥皮煮肉，让我烧火，烧火有功，分得一根小腿。我不舍得吃光，留给你啃啃。香得很吧？可不能说出去！”
  惺惺惜惺惺，走资派惜“五一六”，真乃“一丘之貉”。
  不久就受洋罪了。我被带进窗户用棉被蒙得严严实实的屋子，如山洞，如深涧，如地窖，如下水道，如地府。
  中间一大盆木炭火。我在床下受审，不时拳脚相加。床上呈弧形，倚墙靠卧着披军大衣的男男女女，都学会了吸烟，一半对一半，就地打盹，轮换休息，轮番轰炸，像是上了威虎山。惟独我，一个猎物，木然站立，昏昏然，不知东方之既白。送饭来了，始知又一个白昼降临。我水米不进，罢吃罢喝，恍恍惚惚，出现幻觉，好像真的参加了什么反革命的组织。我承认了，我只想睡觉。我站着睡着了，一个巴掌把我打醒，因为我还没有供出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以及我的联络人。
  还不如被押上真正的敌人的法庭，我可以像李玉和那样大骂鸠山；要么我是个货真价实的“五一六”，只要坦白了就能够供出秘密联络图。我哪儿去找我所在的中队的名称呢？我忽然想起张秋蕊女儿的名字：“是‘红卫战斗队吧？’”笑声中飞来又一记拳击。
  受的什么罪啊！
  我们作家协会５连，战果辉煌，荣获干校“深挖五一六”先进单位。
  二、郭小川
  郭小川被揪回作家协会接受批斗，和我同在一个“牛棚”，大家面壁而坐，或者学毛选认罪、候审、写材料，或者准备随时拉出去登场、亮相、表演。是他私下告诉我说，当我挨斗之后被两条彪形大汉押解回棚的时候，满头乱发，满脸血印子，像是押赴刑场，可见当时自己的尊容。不久，比我更沉重的铁拳落在他的头上。其实，他是很合作的，只要以群众的名义，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
  郭小川和我们一同下干校干活。他不愿落在人后，插秧飞快，全连第一。残酷的、马拉松的抓“五一六”的战役，闹得人人自危、个个紧张，他劝我吃安定。我是从他那里知道安眠药中只有安定片药房可以卖给你，因为它的毒性小，但是，安定对他已经不起作用，所以只能大把大把地吃，午休也大把大把地吃。他对我说：“我才不自杀呢！可是他们不信。”牙周炎又闹得他不得安生，但这一切都不妨碍他一天到晚乐呵呵地满不在乎。看见女同志挑重担，他就愤愤然：“我找连部提意见！”他自己“解放”无望，却替别人张罗着联系工作，岂知要打发出去一个五七干校的人多不容易！哪个部门敢要？他也不想想，事到如今他的一封推荐信到底有多大分量？
  大周明、小周明和我，同属“五一六”一案，被审、被斗，狼狈不堪。打“五一六”，大敌当前，枯木朽株齐努力，郭小川调四大队队部，接触过我们的材料。他分别暗示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能胡说八道，他提醒我说“这场深挖是假戏真做，不能当真！”但是，军宣队厉害，屈打成招，谁顶得住？一次，他告诉我说：“这回‘清查’有问题，起码是个‘扩大化’！”大周明最惨，险些儿被冻死、打死，打死也不承认，他的回答是：“一、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二、我要是参加五一六，就是你们介绍的；三、怎么处理都成。”就这么三句话。后来，他把这三句话写成好多张纸条，拷打一回交一张，要写交代再交上一张，直到别人“供出”他，才落个“在铁证面前不得不低头”的罪名。就是他，郭小川也找来下棋，嬉笑怒骂满不在乎。周明问：“你跟我下棋不害怕吗？”他反问周明：“你认为你是五一六吗？”
  不久，他离开大队部，请出专案组。据说在一次摸五一六敌情、扩大深挖战果、排疑犯名单（多至３０余人）的秘密会上，他明确表示：“有那么多吗？不相信！”
  郭小川回京看病，在永安路他的内室，轮次向干校难弟们透露“四人帮快完了”的自以为有来头的传言，从未有过的激动。上边又盯上他了，不管他牙周炎多么痛苦，还是把他赶到文化部另一个五七干校——天津团泊洼（当地的一所右派分子劳改农场近旁），宣布撤销办了６年多的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极少数分配不出去的人合并到这里。１９７５年，我又和小川在一起了。他的身体大不如前，牙痛加剧，离了安眠药没法活。他的居室……怎么说呢？做饭炉子，空酒瓶子，锅碗瓢盆，垃圾煤堆，床铺像个货摊，客至无立锥之地。小川还是小川，一个落魄的老革命和真正修炼到家的老诗人。山高皇帝远，我们聊了许多，主要是政局和艺术，治学和做人。同年秋天，我刚离开团泊洼，他写了《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还是郭小川。呜呼，我不禁仰天长叹：
  真正的人不压迫人也不受别人压迫。
  真正的人同受压迫的人同命运。
  真正的人生活在恐怖诡秘的时候却跟不幸的小人物打成一片。
  真正的人长着两颗心：一颗流血，一颗燃烧。
  真正的人生活在说假话的时候不但不沉默不说假话而且说真话。
  真正的人生活在“文死谏、武死战”的时候不但勇敢地写出而且危险地递上。
  真正的人在绝望的时候以衰弱之躯传递着生的信息。
  郭小川笑口常开，笑自己从前的可笑，笑有人现在的可笑。
  小川的笑不但意味着清醒而且意味着抚慰，不仅仅是天真而且是坚韧。
  他的内心却很痛苦。他用自己手中的火燃烧自己，终被烧死。
  三、诗可以怨
  我在干校写了将近廿首诗，有歌颂五七道路宽又长的，有歌颂劳动的艰苦与喜悦的，有观后、读后抒情的，有思念妻子儿女的，也有忧国忧民的，但不少是歌颂错了的，为奴役者歌唱，且无诗味。悼念总理写了两首，其中一首克家老认为还好，后来发表了，另外一首如下：
  悼周恩来同志１９７６年１月
  肝胆照日月，英姿映河山。七十八年功绩，谁人能写全？
  恰似不尽江水，更添忧思绵绵，别时阒无言。
  中华人八亿，不忘贤德慈颜。松柏翠，鲜花白，党旗艳。
  骨灰泣血撒遍，无人挽狂澜。
  干校每年一次探亲，“五一六分子”也不例外，但是我不行，让小儿阎力一个人回京探亲也不行。后来申请，仍不准，原因是孩子妈也成了“五一六”。可怜的刘茵，受了我的牵连，完全失去自由。她们学校，就她一个“五一六”。家里还有个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阎荷。孩子拉练磨透了鞋底，可是妈妈在哪里？
  黄河草·兰州（１９７０年未完成稿）
  那年节庆喜夜长，新春辉煌昆仑堂；阵阵锣鼓声声唱，潇洒粉墨漫登场。
  掌声四起笑语喧，异口同赞小姑贤；更堪叹啊谁导演？目光重重寻板弦。
  红颊垂发青身柳，眯笑含羞踏云走；心纯似水底可见，情切似火总消愁。
  曾记否，强开口，院墙下，紧拉手？转身走，猛回首，繁星点点月如钩。
  通宵夜，心难收，趁好梦，巡天游：天安门前立大志，北海镜面荡轻舟。
  静观园深百花艳，暗自掩面带笑看；故意避开含羞草，此刻专寻红牡丹。
  烈士亭，春来早，个中事，知多少；先问当年秋夜月，再问黄河桥边草。
  又过一年，我请班长孙一珍代我申请，找连长，找指导员，都一口拒绝。后来我亲自找连长，根本不抱希望的情况下却有了希望，原来刘茵此时已经“自由”。
  三字谣·喜相逢（１９７１年１２月３日）
  红日升，喜讯惊，廿月整。喜相逢，要从容，莫忘形。
  入夜醒，计行程，梦不成。绕堤埂，心飞动，更难平。
  衣带松，担不轻，谁歇停。行匆匆，离咸宁，驾长风。
  怨车重，催时钟，寒露凝。长江送，黄河迎，到北京。
  到北京，风雪猛，辉煌景。四楼顶，果有灯，血沸腾。
  敲门声，无动静，人未等。相依命，新婚兴，甘苦共。
  四、“五·一六”案
  咸宁作家李城外要我题词，我写了八个字：“向阳不堪古泽沛然”。
  思绪又飘忽向阳湖，这古时候云梦湖中的一小块地方。
  不管是新区来的、老区来的还是内定为接班人的，不管是老教授、老权威、中青年知识分子还是红卫兵小娃娃，不管是保皇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也不管原来亲密无间的、后来步步紧跟的还是无限忠于的，无一幸免，到文革后期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斗、批、走”的再度横扫，从全面内战到万家墨面，冤狱遍于国中，五七干校成了军事管制下的改造农场。腥风血雨的向阳湖呵！
  一次，我问严文井和郭小川：“干校现在围湖造田，比起当年你们南泥湾垦荒来怎么样？”他们不约而同回答说：“当然苦多了！”闻之大惊。“五七路，长又长，五七战士永向阳”，这里只管洗脑、不管打粮，打的粮食还不够开工资呢！
  两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后，也就是说经历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重击之后，我渐渐学会反推法，试图把问题反过来看，让忠奸易位、善恶颠倒，以致“坏人”越看越像好人，作家协会的“修正主义”和“五一六匪帮”越看越不是那么回事。陈白尘创作的《太平天国·金田村》和《石达开的末路》抗战前已经上演，民族危难时张光年的《黄河大合唱》排山倒海，严文井在延安的窑洞里培养作家并被毛泽东所邀谈，“战斗诗人”郭小川经受过南泥湾的磨练，侯金镜忧患深重、刚正不阿，冰心、臧克家、张天翼更是现代文学史的骄傲，心想，这些人倒了，中国还有什么文学？
  我常常反问自己：“到底应该怎样看待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和五七道路呢？公正、历史的评说，您在哪里？”
  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