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丽介绍自己的哥哥余克侠的时候，曲蔓丽有些看不上眼，老气横秋地说：〃你哥哥总是在教育界混，能有什么前途？〃
  余克润向她解释自己哥哥不是不想离开教育界，可是像他这样学教育出身的，不搞教育还能搞什么。曲蔓丽笑着说，这年头，还有什么比当官更容易，你哥哥好歹也是留过洋的，什么样的肥缺不能放？余克润说他哥哥也许是不想当官，曲蔓丽笑得更厉害，说从来只有当不上官，根本就没什么不想当官的，不想当官通常是因为当不了官，要不就是嫌能让他当的那个官太小。两人一路这么说笑着，曲蔓丽向余克润大谈当今官场的一些趣闻和小道消息。
  余克润没想到一个女大学生，对官场积习竟然如此熟悉，说起来如数家珍。说着说着，车子驶过一条新开的马路，离开了新住宅区，沿着一条黄泥路往深处开，仿佛是要开到乡下去了，远远看见一片碧绿的池塘边上，一排田园风格的房子，白墙黑瓦，掩映在成片的竹林中间。
  这就是曲蔓丽舅舅的住处。
  曲蔓丽的舅舅年龄已经不小了，余克润后来才知道，这舅舅也不是什么嫡亲的，拐了好几道弯。舅母年纪还轻，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她本来就和曲蔓丽沾着一些亲，嫁给她舅舅以后，是所谓亲上加亲。曲蔓丽的舅舅已经听外甥女说起过余克润，现在既然见了面，总得热情敷衍几句。他在北方做过许多年京官，一口带着京味的官腔，言谈之中。处处显露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余克润不外乎是说些勉励之类的客套话。他对余克润并没有什么好感，看得出来，邀请他前来做客，完全是曲蔓丽舅母的意思。老头子在客厅里陪余克润坐了没一会，曲蔓丽的舅妈便过来强迫他去休息。〃昨天中常委会议上，老头子动了些肝火，多说了几句话，因此一夜都没睡好。〃曲蔓丽的舅母向余克润随口解释着，她把曲蔓丽的舅舅打发休息了以后，又兴致勃勃地过来陪余克润说话。她对曲蔓丽显然很宠爱、和余克润谈到曲蔓丽的时候，一口一个我们蔓丽如何如何。曲蔓丽也处处有意表现出自己是这家的宠儿，她对比她大不了许多岁的舅母发嗲，又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把女仆狠狠地熊了一顿。
  余克润在曲蔓丽的带领下，参观了这座外表看上去十分简朴，内部装潢极考究的住宅。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在僻静的郊区，有许多座这样高级的住宅。有一个很大的院子，养着两条狼狗，用皮带拴着，见了生人便龇牙咧嘴。到处花香鸟语，围墙正好砌到碧绿的池塘边为止，池塘里，三三两两的鸭子正在树荫下戏水。池塘外面是耕作的菜农，空地上有几只鸡在捉小虫子。余克润和曲蔓丽在池塘边的秋千架上坐了一会，不外乎是调情，继续说些不关痛痒的话。余克润意识到这里的气氛，恰如居停主人的性格，貌似清淡，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惊涛骇浪。虽然没有谈上几句话，虽然曲蔓丽的舅舅言必称归隐田园，余克润本能地觉得，已经步入老年的曲蔓丽的舅舅，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无意官场。恰恰相反，他是人老心不老，仍然不安分地盘算着能当更大的官儿。一动不如一静，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些藏龙卧虎的味道。带着隐居色彩的田园风味，在中国的历史上，向来意味着沽名钓誉，这叫作以退为进，这叫作以静制动。曲蔓丽的舅舅早在满清政府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了，袁世凯复辟，二次革命，北洋政府屡次改组，一直到国民革命政府，他老人家都是官运不改。他老人家在官场上见多识广，他老人家是官场上的百科全书，他老人家是官场上的一只老狐狸。
  〃我要是想做官，如今早就不会还在这个位置上了。〃吃饭的时候，曲蔓丽的舅舅兴致颇好，用小酒盅一杯接一杯喝着黄酒，谈到自己经历，不无感叹地说，〃不过，官场犹如战场，进则死敌，退则死法，惟有不进不退，听天由命，才是上上策。〃
  余克润不太明白老人家的意思，曲蔓丽便向他讲述她舅舅在官场上最得意的一笔。民国十五年，正是军阀混战最激烈的年头，当时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张作霖当了大元帅，孙传芳吴佩孚各占一方宝地。曲蔓丽的舅舅在一周内，接连收到三份任命，都是请他出任邮电总长。
  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巧事，仿佛中国之大，除了他，便没有别的人适合当邮电总长了。他老人家却不急不慢，把三份任命都撂在桌子上，干脆称病闭门谢客。当时的天下大势，谁也看不出鹿死谁手，老人家躲在家里，由各方你死我活地去斗。终于斗出结果了，他于是正式出山，到南京来捞一个不大不小的现成官做。
  〃我舅舅当时人在北京，他如果想当国民政府的邮政总长，北洋政府饶不了他，他当了北洋政府的邮政总长，又怎么会有今天。〃曲蔓丽没在意余克润脸上不快的表情，很不天真地说着。余克润没想到这家人会如此俗气，会如此赤裸裸地谈论官场，原先有的一份敬仰心情顿时无影无踪。他属于年轻有为的少壮派，一想到自己竟然希望得到这种老朽的提携，立刻有些不痛快。老奸巨猾的曲蔓丽舅舅，和报纸上称道的那位敦厚长者，根本就是不相干的两个人。在余克润面前，这只是一个除了想当官，还是想当官的傀儡和木偶。国民政府中这样的人太多了，首都南京就是一个大官场，在这个官场里，如鱼得水的恰恰就是这些没有任何朝气的世故老头子。
  吃过饭以后，余克润开车送曲蔓丽去学校，两人一路无话。曲蔓丽起了几次头，谈话仍然没办法深入下去。她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也赌气不说话。到了学校门口，余克润停车让曲蔓丽下去，曲蔓丽感到一阵无名的委屈，让他把话说说清楚，干吗紧绷着脸。余克润意识到自己冷落了曲蔓丽，突然有了主意，他觉得今天不能就这么白白地浪费了，因此不急不慢地说，自己不高兴，是因为想到和她马上就要分开，一个人太寂寞。
  曲蔓丽说：〃寂寞什么，你可以去找你太太嘛。〃
  余克润说：〃我今天想和你在一起。〃
  曲蔓丽说：〃这叫什么话，你这人真坏，我再不理你了。〃
  余克润在等曲蔓丽下车，他想她如果真不下车就好了，现在不下车就有好戏。曲蔓丽捋了捋披肩的长头发，转过脸来，就着刚亮起来的路灯，看着余克润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干飞行员的，都特别的坏！〃坏这个字眼，此时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词，可以从多方面理解，余克润注意到曲蔓丽的眼光闪闪发亮，不敢盯着久看，于是接着这话说下去：〃我现在是一肚子的坏念头，你再不下车，后果就严重了。〃曲蔓丽又说了一声〃你真坏〃，好像是故意赌气不肯下车，又好像是有意找借口留在车子上。反正余克润不愿意多想了，他不怀好意地突然一踩油门，车子冲了出去。曲蔓丽惊叫起来，她知道他此时的用心，对着他握方向盘的手腕轻轻地敲了一记。这时候她想下车也来不及了，况且她也没准备下车。余克润将车子径直往前开，开到自己熟悉的一家旅馆里，十分潇洒地请她下车。曲蔓丽有些不甘心，但是她还是挺着胸膛，大大方方地和他一起走进旅馆的房间。
  6
  丁问渔在一九三七年的六月底，才和太太佩桃正式在沪签字离婚。尽管他在此之前，已经在京沪的报纸上自说自话地登了启事，但是双方的大人都咨询过自己的法律顾问，知道这样的启事只是自欺欺人，并不具备法律效应。既然大家都是上等人，既然婚姻破裂已不可避免，双方雇佣的律师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终于让丁问渔和佩桃心平气和地同坐在一张桌子前，在一份正式的离婚文件上签字。在签字前，法官要丁问渔将离婚文件仔细地再阅读一遍，丁问渔拒绝了，他带着一些喜悦地看了佩桃一眼。佩桃似乎又一次被他激怒，要过离婚文件，故意慢腾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她故意拖延着时间，其他人都在等着她，她知道大家在等，故意让别人揣摩不透她的心思。
  〃你不是就等着我签字吗，〃佩桃毫无表情地说，〃要是我不签。你又能拿我怎么样？〃
  丁问渔以为喜怒无常的佩桃又要变卦，她已经变了无数次卦，然而这次她突然拿起笔，在文件上飞快地签了字，签好了这份，又急着在丁问渔的那份文件上签字，丁问渔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有些没主意，他也在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签完了以后，他呆呆地看着佩桃，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和她握手作别。没想到佩桃众目睽睽之下，很大方地伸出手来，笑着说：〃我们都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你不应该娶我，我呢，更不应该嫁给你。〃说着说着，眼睛红了，脸上的笑容依然还在，语调却变了。〃你比我想的还要坏，你知道不知道，你真不是个东西！〃
  旁边的人连忙把他们分开来。丁问渔早就领教过她的厉害，以为她又会在大庭广众说出更难听的话来，但是佩桃仿佛把该说的都说了，已经不想再说什么。她扭转过身体，向电梯间走过去。在上海的几天里，丁问渔的脸皮也已经厚了，虽然也是近四十岁的人，他整天像一个淘气的大孩子那样，到处忍气吞声地接受别人的教训。谁都有权利教训他，他的父亲，他的老丈人，他的即将正式离婚的妻子佩桃，以及他的三位继母，都对他没完没了地唠叨。
  明知道他不愿意听，还是要一个劲地说。说得昏天黑地，说得丁问渔眼前直冒金星，说得丁问渔一见着别人嘴皮在嚅动，便想到这又是在说自己。
  天气开始热起来了，时间才是六月底，却完全是炎热的夏天了。时髦的上海女郎，一个个旗袍裙越穿越短，胳膊和大腿越露越多，结果大街上到处都流露着肉的气息。一位来自埃及的预言大师，此时正在上海接受记者的采访，就世界政情进行大胆的预测。这位周游了世界的预言大师骇人听闻地宣布，在一九三八年，世界将不可避免地爆发大规模的恶战，人类将陷于从未有过的灾难之中。当记者问起中国和某方是否会一战的时候，埃及的预言大师立刻肯定地说，这场战争的时间也是在一九三八年。报纸上的某方显然是指的日本。事实是，十天以后，中国和日本的战斗，就在芦沟桥打响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上海已成为了炮火连绵的战场。
  在正式的高婚文件上签了字以后，丁家和郝家在一家著名的大饭店，办了几桌规格极高的宴席，其目的在于向大家宣布，这两个显赫的家族的联姻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银行巨头和钢铁大王之间的联盟依然如故。被邀请的都是上海生意场上的大亨，有好友也有对头，有外国公司的买办，有交易所的董事长，有帮会的老大，有得志或失意的政客，有社会贤达，有军界的要员。在宴会期间，丁问渔的父亲走到佩桃面前，向她敬酒，希望她不负重任，为丁家生一个出色的继承人出来：
  〃我们丁家的希望，就都寄托在你身上了。〃
  这是丁问渔最后一次见到佩桃。佩桃此时刚怀孕三个月，还看不出身体的异样。几个月以后，上海失守前夕，丁问渔收到父亲的一封信，说佩桃的身孕看上去已经蛮像一回事。当时，战斗正进行得十分激烈，国军每天都有重大牺牲，父亲让儿子迅速离开南京，立刻随政府迁往内地。值此动乱之际，丁问渔的父亲对前程已经毫无信心，他一方面盼着佩桃能平安地为了氏家族添丁，同时依然十分关心丁问渔的安危。由于形势急转直下，他老人家根本没想到战争会真的成为事实，他成了一个十足的悲观主义者，和几个月前宴会上的判若两人。
  丁问渔的父亲在那天宴会上十分洒脱，他频频向别人敬酒，唯一没有得到他敬酒的，是他那不争气的宝贝儿子。丁问渔实在太让父亲失望了，但是他毕竟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不想让儿子在大庭广众下下不了台。宴会以后，丁问渔将连夜赶回南京，然而他那天仍然是不知忧愁的样子。岂止是不知忧愁，完全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喜形于色。在他坐的那桌上，有一位日本客人，丁问渔以一种闲聊的口吻，请毕恭毕敬坐着的日本客人，就报纸上所载的中日将在一九三八年会有一战的预言，畅所欲言发表评论。
  日本客人用流利的中国话说：〃难道中日之间惟有一战？〃
  在座的中国人都一怔，不说话，既惊异他的中国话说得流畅，也觉得这回答的含义，不是一点没道理。丁问渔想了想，用日文反过来诘问。他从来不愿意放弃卖弄异国语言的机会，大家在一旁抗议，希望丁问渔能使用别人都听懂的中国话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