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重要秘密工作。
  紫霞路地处华界，国民党当局管辖区内，本来不利于革命者避居。但是，谢家是上海金融资产阶级中的名门，军警特务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富家公子哥儿，竟会在家中藏匿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谢旦如为了接待瞿秋白夫妇，说服了夫人钱云锦和老母亲。然后在报上登了招租广告，并在住房附近贴了几张租屋告示。6月间，一切安排妥当，瞿秋白夫妇由冯雪峰陪同来到谢家。瞿秋白化名林祺祥①，剪了平头，一身浅灰色的长衫，脚穿布鞋，完全是个乡村教师的模样。夫妇两人只带了一个小皮包，别无他物。后来又有人送来两只皮箱。谢家的人，除谢旦如外，都不知道这对房客夫妇的真姓名。平常就叫他们林先生和林家嫂嫂。
  ①一说化名林复；此据杨之华：《回忆秋白》。
  这是一座旧式的三开间三层楼房，座落在紫霞路的中段，有前后两门。瞿秋白夫妇住在二楼东厢房。房间陈设简单，家具都是房中原有。东南面放一张宁式双人床，北面靠阳台是一张旧沙发，西面一排四扇窗户，窗前放一张杉木书桌和几只凳子。对面的西厢房是谢家的书房，保存着大量的文艺书籍和期刊。天井里有几盆花草，一缸金鱼。瞿秋白和杨之华都喜欢谢家书房中的藏书。杨之华对钱云锦说：进了书房，就得花一天时间。他们在谢家吃包饭，一日三餐两家在一起吃，关系处得很亲密。饭后茶余，瞿秋白有时和谢旦如谈天，有时听听收音机，或者给谢家的孩子讲故事。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两家从南市移居法租界毕勋路（今汾阳路）华兴坊十号的一座洋房。谢家住二楼，瞿家住三楼。谢旦如母亲去世，灵堂设在一楼。杨之华象亲人一样帮助谢家料理丧事。她待人亲切，说话得体，办事利落，来往的亲戚朋友都对这位林家嫂嫂很有好感；这对瞿秋白的隐居，起了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毕兴坊住了五、六个月，夏天又搬回紫霞路六十八号。这次，瞿秋白夫妇住在三楼正中房间里。①
  ①钱云锦：《忆谢旦如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片断》，《党史资料丛刊》1983年第3辑。参见周枙伽：《回忆谢旦如同志》，《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辑。
  在这前后，瞿秋白开始和左联发生联系，参与了左联的领导工作。
  4月底，在茅盾家避难时，茅盾便把对左联的意见对瞿秋白说过。茅盾说：左联象政党，关门主义，不重视作家的创作活动。瞿秋白大致同意茅盾的看法。5月下旬，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瞿秋白知道后，邀茅盾去谈，提出需要改进左联的工作。他建议《前哨》要坚持办下去，作为左联的理论指导刊物，另外再办一个文学刊物，专登创作。瞿秋白还提出，要对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1928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他并且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带个头。本来，鲁迅、冯雪峰和茅盾也早有办刊物的打算，经过研究，决定将已被查禁的《前哨》，从第二期起改为《文学导报》继续出版，内容专登文艺理论研究的文章。同时创办一个以登载文学作品为主的大型文学刊物，这就是在同年9月创刊的《北斗》，由丁玲主编。瞿秋白这一时期写的文艺论著，多数都发表在《文学导报》（终刊后，又有《文学月报》）和《北斗》上，如著名的《乱弹》集中的文章，几乎全部在《北斗》上刊载。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纲领中已有“左”的倾向。在行动上，则要求成员要参加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写标语，散传单，到工厂中作鼓动工作，以及帮助工人出墙报，办夜校等。立三路线时期，左联也受到“左”的影响。8月间，左联执委会通过的决议《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不仅要求左联成员去参加飞行集会等政治活动，而且根本不提作家的创作活动，对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愿望扣上“作品主义”的帽子。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硬搬苏联“工农通信员”的经验，用扫盲工作和启蒙工作来取代作家的创作活动。强调要把组织的重心移到工农身上，而蔑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要他们割断旧社会关系，不让他们创作。这种状况，直到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才有了改变。茅盾回忆说：
  决议是冯雪峰起草的，瞿秋白花了不少心血，执委会也研究了多次。这个决议可以说是“左联”成立以后第一个既有理论又有实际内容的文件，它是对于一九三○年八月那个左倾决议的反拨，它提出的一些根本原则，指导了“左联”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活动。……虽然还有某些左倾的流毒……，但决议提出的在文学领域里的各种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我以为，这个决议在“左联”的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可以说，从“左联”成立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是“左联”的前期，也是它从左倾错误路线影响下逐渐摆脱出来的阶段；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起是“左联”的成熟期，它已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促成这个转变的，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当然，鲁迅是“左联”的主帅，他是坚决主张这个转变的，但是他毕竟不是党员，是“统战对象”，所以“左联”盟员中的党员同志多数对他是尊敬有余，服从则不足。秋白不同，虽然他那时受王明路线的排挤，在党中央“靠边站”了，然而他在党员中的威望和他文学艺术上的造诣，使得党员们人人折服。所以当他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加之他对鲁迅的充分信赖和支持，就使得鲁迅如虎添翼。鲁迅与秋白的亲密合作，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的情况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一九三二年以后上海的白色恐怖，比之三○、三一年是更猖獗了），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①
  ①茅盾：《“左联”前期》。《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
  这一时期，瞿秋白一度从组织上直接领导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委员会（即文委，是文总——包括左联在内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的领导核心），并为它起草了《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等具有指示性的文件。瞿秋白根据革命形势和总任务，提出了文化战线上的任务：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文化运动和一般革命斗争的联系。这里，一切革命的文化团体，必须用文化运动的方式去发动广大的群众，来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斗争。为了摆脱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束缚，他强调指出：文化团体的任务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成为文化战线上的强有力的群众斗争的队伍，必须能够动员极广大的党外的劳动民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团结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来进行革命的文化运动。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不仅限于白区文化工作，同时涉及苏区文化工作。指出，在中国的文化生活里，也已经显然的树立了新的革命营垒，就是苏维埃区域几千万群众所开始的文化革命。革命的文化团体首先要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去支援苏区内的一切文化事业，尤其是关系到几千万群众的教育事业，儿童教育和成人教育。而在白区也要开展革命的普洛的教育运动，去赞助苏区的教育文化事业。此外，要发展普洛新闻，建立工农兵通信运动，要在大众之中发展普洛的革命的文学、话剧、美术、音乐等运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大众化的运动，必须把普洛的文艺运动和社会科学运动与大众的斗争以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要面对反动的大众文化，去创造革命的大众文化，去出版马克思主义的通俗的科学丛书。
  《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最后附列有文化委员会下属的社联、左联、教联、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剧联等五大联盟的工作计划纲要。其中关于左联的工作，文件中规定：一、政治参加。二、创作批评（理论的斗争）。三、大众文艺，新作家的培养。四、文艺理论的宣传（翻译）。五、文研的指导（文新①）。（1．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斗争——新作家；2．大众文艺——新作家；3．文艺理论的宣传；4．文研的指导。）这个文件尽管仍然包含了某些“左”的提法，但在主要方面是正确的，对当时白区（也涉及苏区）的文化工作任务提出了明确的十分宝贵的意见。这个文件约略写于1931年10—11月间，恰好在前述左联执委会通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之前，决议贯彻了文化委员会这一指示的精神。这个文件有力的证明了瞿秋白一度参与了对当时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
  ①文新，指《文艺新闻》报，袁殊主编，自1931年3月16日创刊，至1932年6月20日停刊。瞿秋白、冯雪峰后来确实在该刊登过一些关于“文研指导”一类的文章，如瞿作《猫样的温文》。另，文件中提到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文于1931年10月，由此可以推定文件写作时间，至少在该会成立以后。
  1932年春夏之交，瞿秋白与夏衍初次相见，后来两人多次会面并商谈左联的工作。夏衍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同志对于‘左联’纠正错误，改进工作，扩大统一战线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①“由于秋白同志对实际政局的观察以及他和鲁迅的亲密关系，……来领导我们，比鲁迅暗示的意见更直接明确，更容易为我们所理解和接受。”②过去，左联不允许盟员在国民党报刊上发表文章，而自己没有报纸，刊物常被查禁。瞿秋白参加领导左联以后，开始逐步地、有计划地占领这些宣传阵地，例如石凌鹤当了《申报》的《电影副刊》编辑，王尘无当了《晨报》的《每日电影》实际编辑。左翼作家在《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以及其它刊物上也发表了文章，特别是发表了许多反对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政策的杂文、随笔、漫画等等。夏衍说：“这件事，我认为秋白同志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③
  ①②③夏衍：《“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3页。
  这一时期，瞿秋白和左联中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钱杏邨（阿英）等，都有过多次接触。上海一二八事变前后，他对于左联中共产党员作家的关门主义错误以及他们对于中间派文艺工作者的不适当的态度，进行了批评。他对他们说，在目前情况下，在广大群众要求抗日的时候，我们必须把作家、艺术家组织起来，利用群众要求抗日的爱国心理来进行我们的文化工作。上海明星电影公司邀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担任编剧，有些人不赞成。夏衍、郑伯奇向瞿秋白请示，他思考片刻，说：“要考虑一下，电影界的恶势力太大，你们这些书生斗不过他们。”“我们还没有力量和可能办自己的电影公司，而电影又是影响最大的宣传工具，你们可以试试。认识一些人，做一些工作，培养几个干部。不要急于求成，困难是很多的。”①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但是，你们要当心。”②就是说，要他们面对电影圈中的腐化堕落势力，务必提高警惕，谨慎地夺取电影阵地。这样，夏衍、郑伯奇、钱杏邨，后来还有沈西苓、石凌鹤、司徒慧敏、王尘无，加上田汉、阳翰笙等，都参加了电影工作。这是他们从左翼的小圈子渗入完全由资产阶级领导的电影事业的起点。从1932年到1937年，实际上控制了明星、联华、艺华等几个最大的电影公司的编剧方面的领导权。夏衍说：“这件事，在秋白同志领导文艺工作之前，我们是不可能做得到的。”③
  ①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观《“左联”成立前后》，《左联回忆录》上，第54页。
  ②夏衍：《追念瞿秋白同志》。《文艺报》1955年第12期。
  ③夏衍：《左联杂忆》。《人民日报》1980年3月1日。
  上海唱片业中首屈一指的百代唱片公司，为法国人所办，业务负责人任光与田汉很熟。田汉要夏衍向瞿秋白请示，可否争取任光，以便把进步电影歌曲和一些救亡歌曲由百代公司录制唱片广泛发行。瞿秋白完全赞成田汉的意见，高兴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正是通过任光，才把聂耳、田汉、冼星海、孙师毅等人作曲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