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②③④⑤《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1924年1月10日。
  1923年春夏间，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唯心主义营垒里的一场争论，即所谓“科学与玄学”之争。这年2月，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人生观》讲演，鼓吹柏格森的生命主义哲学，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而只能由直觉的、主观的、自由意志的“玄学”即唯心主义哲学来解决。一切社会现象包括社会革命，并无规律可循，历史不过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一笔糊涂帐。4月，丁文江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反对张君劢的观点，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胡适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也打着“科学”的招牌，反对玄学。但是，他们的“科学”理论，只注意现象不注重本质，不承认科学法则的客观规律性，依然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胡适提出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建筑在“科学常识之上的一个大假设”，正是否认人生观产生的客观依据的一个典型。“科学”与“玄学”争来争去，谁也不可能解决科学与人生观问题。
  陈独秀和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坚持了历史唯物论，正确地评论了这场争论。1923年11月，瞿秋白写《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紧紧抓住争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即两派“所论的问题，在于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与否，承认自由意志与否，别的都是枝节。”①人的一切动机、意志都不是自由的，是受因果规律支配的。“所谓‘意志自由’当解释作‘确知事实而能处置自如之自由’”。②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是经济的发展和流变，这也是人的思想意志的物质的原因。“经济动象流变，故个性动机随此阶级分化而各易其趋向”③。经济发展的结果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因而无产阶级的认识最接近于客观规律，“阶级斗争的过程里发见社会现象的公律，能使无产阶级觉悟：‘非解放人类，直达社会主义，不能解放自己’”，④无产阶级革命，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完全合理的。质而言之，“人要从‘自然之奴’进于‘自然之王’，必须知道自然律；人要克服社会的自生自灭性，必须知道社会律。”⑤
  ①②③④
  五四运动以后，胡适宣传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使不少青年被它牵着鼻子走。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章，公开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李大钊等人及时地予以反击，鲜明地提出了一定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了进一步在理论上揭露和剖析实验主义哲学的谬误，1924年夏，瞿秋白写了《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一文。实验主义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美国产生巨大影响，到了中国又广为流传，自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瞿秋白分析了实验主义在欧美和中国有不同的历史作用。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如何摆脱封建主义束缚。实验主义是一种行动的哲学，它否认理论的真实性，只看重实用，主张真理便是应付环境。“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主张的体现。这些主张，“应用于中国的时候，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好的一种革命手段：且不要管什么礼教罢，怎样能发展你自己，便怎样做；可是它对于劳动阶级的意义，却是：不用管什么社会主义了，怎样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难题，便怎样做去算了。于是大家蒙着头干去，当前的仇敌，固然因此大受打击，而后面的群众也不至于‘妄想’，岂不是很好的手段？所以‘且解决目前问题，不必问最后目的’。这种原则，用之于中国，一方面是革命的，一方面就是反动的。”①就是说，实验主义作为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中国尽管对于封建主义而言，有某些积极因素，但其主要是作为同封建主义的思想结盟而出现的。瞿秋白指出，实验主义在欧美，是“纯粹维持现状的市侩哲学”②。它竭力综合整理现代市侩的心理，暗地里建筑成一个系统，虽然他自己是否认一切哲学系统的。市侩所需要的是“这样亦有些，那样亦有些”：一点儿利学，一点儿宗教，一点儿道德，一点儿世故人情，一点儿技术知识，色色都全，可是色色都不彻底。这样才能与世周旋。“可是决不可以根究下去；不然呢，所得的结论，便是彻底改造现存制度，而且非用革命方法不可。那多么可怕呵！现状是可以改造的，却不必根本更动现存的制度，只要琐琐屑屑，逐段应付好了。所以实验主义是多元论，是改良派”，③是“近视的浅见的妥协主义，他决不是革命的哲学。”④
  ①②《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③④《新青年》季刊第3期，1924年8月1日。
  瞿秋白还指出，实验主义的宇宙观根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认为，人的知识究竟符合于客观世界与否，并不重要。一切学说的价值，只要看它对于我们是否有益。有几分利益，便有几分真理。瞿秋白指出，仅仅是“有益”还不能尽“真实”的意义。一种思想，必须是合于客观的事实的，才能是有益的。实验主义否认离开人的种种色色的感觉之总和的客观世界，否认客观的现实，其结果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所尊重的是科学的真理，并非利益的真理。某种主张之所以是真理，并不因为它对我们有益，而在于它反映现实世界的变化趋势（规律），它切合于客观的现实世界。
  这种实事求是的说理的批判，尖锐而又公允，足以服人。
  在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所写的大量文章，正确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原理，从哲学上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他当之无愧的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积极推动国共合作
  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关注和指导下，从1922年夏秋开始酝酿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随着1923年二七惨案的发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血的教训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懂得，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不能由工人阶级孤军奋战，而必须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结成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也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高潮中，看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伟大力量，坚定了同共产党合作的愿望。瞿秋白积极地投入到促进国共合作迅速实现的理论和实际活动中去。4月25日，他在《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一文中写道：“孙中山氏是中国民主派的先锋，屡次尝着依赖武力革命的滋味，如今方觉悟平民群众之能力：‘平民有罢工罢市拒纳租税撤回代表之能力’”。
  “劳工阶级在知识上或者因为替人家作牛马没功夫求学，比资产阶级的文化程度差些；然而他在‘社会的意识’上，却比资产阶级的政治觉悟高得多呢。”①
  ①《向导》，第23期。
  国共合作的春风，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蓬勃生机。1923年1月，《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特别强调了人民群众的作用，它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与此同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表明国民党改组工作已有了进展。当然，还有很多不足。但是，孙中山已下了决心，必须把改组工作付诸施行。
  在共产党方面，为了正式讨论和决定党的统一战线的方针等问题，决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1923年6月中旬，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次大会以决定实行国共合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作思想上理论上策略上的准备，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在大会正式开会前，举行了预备会议，议决分工起草党纲、党章和各项决议案。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大会以共产国际于同年1月通过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大正确地估计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立场，也正确地估计了将国民党改造成为四个阶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的可能性。决定和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帮助把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
  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成为三大讨论的中心议题。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观点，片面地强调共产党的组织独立和政治批评自由，而低估了国民党的革命作用，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将会导致共产党的腐化，丧失独立性，因而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瞿秋白、陈独秀、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不同意张国焘等人的意见，赞成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瞿秋白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当时全党对反帝问题没有原则的分歧，而对国内阶级结构的分析上，张国焘夸大中国资本主义的力量，忽视和低估封建主义的势力，只强调反对帝国主义，从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混淆了敌友；瞿秋白充分估计了封建制度的统治，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作为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说，中国民主革命既要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反对封建主义。第二，关于联合的对象。张国焘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所以无产阶级只能与小资产阶级联合。瞿秋白则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以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
  在关于国共合作的策略问题上，瞿秋白又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反。陈独秀虽遵照共产国际指示赞成国共合作，但他从“二次革命论”出发，片面夸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作用，忽视和放弃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他从这种观点出发，对于瞿秋白主持起草的三大党纲草案作了不正确的修改。三年后，瞿秋白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文中回忆说：
  第三次大会的党纲，是我起草的，但是大会之后，独秀同志义修改了再付印的。除文字的修改外，其中重要之点是：（一）“此革命之中，只有无产阶级是唯一的、最现实的、最先进的、最彻底的力量，因为其余的阶级……”——改为“无产阶级却是一种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因为其余阶级……”之下还加了一句“一时不易免除妥协的倾向”；（二）原文“……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改为“……也很难成功”；（三）原文“无产阶级应竭全力参加促进此民族革命，促醒农民阶级，与之联合，督促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为“……督促苟且偷安的资产阶级”。我现在这种声明并非要标明独秀同志的错误，而是要客观的研究过去错误的来源。……当时确有一派同志，无意之中承认资产阶级应当领导革命，认为资产阶级不过暂时苟且偷安罢了。
  陈独秀和瞿秋白，一位是前辈长者，一位是后起之秀。1917年，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过当时已蜚声海内的陈独秀的讲课，同时又是陈主编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1922年底，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他的译员。瞿秋白回国后，陈独秀让他主编《新青年》季刊，对他很器重。然而，两个人竟是那样的不同：一个是从法兰西革命的角度观察中国社会，以“二次革命论”来指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个则是直接从列宁的故乡学得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试图把它运用于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和阶级、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制定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样，两个革命者的革命观，自然会发生分歧。
  几乎与“三大”召开的同时，《新青年》季刊和《前锋》联袂问世。瞿秋白撰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宣告：
  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业。
  陈独秀为《前锋》撰写的《本报露布》声明：
  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