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④⑤⑥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18、1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于2月上旬病故于莫斯科。苏俄党和政府为克鲁泡特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瞿秋白参加了送殡仪式。当天送殡的除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外，还有学生会、工人和海员联合会、艺术学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国际和红军的代表都参加了送殡行列。过了几天，瞿秋白经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纪务立的介绍，同克鲁泡特金的夫人，一位贵族出身的老人见面。她已经老态龙钟，但听说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访，凭吊克鲁泡特金，非常感动。无政府主义在俄国的深厚影响，引起了瞿秋白的深思，从而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俄国性，东方文化性，在俄国社会思想朴实的农民之中比较的发展，俄国式的智识阶级尤其喜欢空谈的无政府主义。”①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为了了解苏俄的教育事业和东方文化问题，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宫，访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进入克里姆林宫，看到巍然高耸的宫墙，古老壮丽的建筑，瞿秋白倍感神爽。宫中地方很大，走了一程，经人指点，才找到卢那察尔斯基办公的绿色房屋。房中扶梯积了一层灰尘，电灯残破不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疏疏落落地排着几张华美的锦绣座椅，都是宫中原物。办公室中，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一人。他看到瞿秋白一行，热情地招手请进。瞿秋白向他提出问题请教：苏俄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对于东方文化问题的意见。卢那察尔斯基是苏俄的政治家、文艺评论家，谈吐文雅，简截了当。他对记者说：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由于战乱频仍，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可喜的进展，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感兴趣，大家都想来研究。政府曾派出留学生到欧美深造，并在德国印制俄文书籍及印刷品，以解决国内纸荒和印机缺乏所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难。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第一，俄国地跨亚欧，和东方文化素有接触；第二，革命以前俄国境内各民族也处于被压迫地位，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同情。况且苏俄与欧美不同，不妄自尊大，蔑视东方。我们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平等看待，对于它的文化尤其有兴趣。为了促进东西方民族的互相了解，吸取东方文化，苏俄已经设立了东方学院。卢那察尔斯基热烈地赞扬了东方文化的古，美，伟大，崇高，并说东方的诗文哲学，兴味浓郁；不过东方文化中的宗教性，已成过去的东西，应当自然消灭。他兴致很好，侃侃而谈。只是因为还要去参加会议，不得不结束了这次有意义的谈话。
  过了两个星期，教育人民委员会派车，送瞿秋白一行到莫斯科的几处幼儿院、劳动学校去参观。这几处设施，规模虽然不大，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其中一所专为体弱儿童设立的学校，在距莫斯科约二三十里的森林中间，空气清新，房舍清洁，设备非常完美。当中国客人到来时，活泼的小学生们，唱歌跳舞，热烈欢迎，拥着客人们问话。有一位学生，居然学会用汉字写了“中国瞿秋白”五个字，这使身在异邦的瞿秋白十分感动。
  这时，瞿秋白的心境愉悦。他被苏俄的种种新兴的事物所振奋，所激荡。他看到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并行和斗争，但他坚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旧的文化，而旧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会保留下来，继续为其自身的发展，和对人类文明事业作出贡献。闲下来，瞿秋白有兴致的时候，仍然写诗作画。在会见克鲁泡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时，应林德之请，为她题了一首题画诗《秋意》。诗中写道：“虽有些纤云薄翳，原不碍，原不碍，他那果毅沉潜的活力，待些须，依旧是光华万丈。”诗中写出了西风萧瑟，万木森疏中，秋月当空，光华四射的优美画面和沉潜意境。“一任他秋意萧萧，秋云暗暗，我只笑，笑君空扰攘。”诗人充满了自信，自豪；那一轮不受纷扰，自放灵光的秋月，正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情怀。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刘白文纳女士给瞿秋白等送来许多书刊，其中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主人以白面包招待客人，她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了一个，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两三年没有吃着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她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主人赶紧答应，并且又送她两个面包。女士谈到了家庭和社会问题。俞颂华问她：“共产主义的家庭怎样？”她笑着说：“柯仑泰女士著书说家庭生活社会化，我们还想不到这一层。”她临走时，听说李宗武能唱京剧，便同他们约定日子一起到无产阶级文化部去参加音乐会。
  无产阶级文化部，简称“无产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员会设立的文艺团体。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界的新作家都可以加入，凡有新的作品可以拿来讨论。经常举办音乐会或诗歌文艺晚会，有时自编戏剧为工人演出。瞿秋白、李宗武出席音乐会，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李宗武唱了一段京剧《马前泼水》，戏文和唱腔都是著名京剧演员汪笑依创作和设计的。音乐会上，俄国朋友还放了几张粤剧唱片，并请客人欣赏了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歌剧《蝴蝶夫人》的音乐。音乐会会长对中国客人说：“旧文化的音乐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还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质生活不这样困苦，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强几倍呢”！
  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是俄国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经纪务立介绍，与她相识。苏菲亚盛情邀请瞿秋白一行瞻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陈列馆，并到她家中叙谈。苏菲亚的母亲很亲切地接待他们，并赠送了书籍。苏菲亚母亲告诉中国客人：各种社会公共设施，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苏俄政府的任何妨碍，有时还能够得到资助。这是苏俄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又一个生动的证明。
  在这前后，瞿秋白为答谢苏菲亚的友好接待，为她写了一首五言旧诗《皓月——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这是一幅充满了哲理的月落沧海的画卷，起伏波动的万里海涛，使沉落之际的皓月玉碎银分，波光放射，构成了一幅变幻无穷，苍茫阔大的景象，使人自然联想到人生哲理的无限丰富。
  “世间的唯物主义”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春，俄国仍然是不平静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状况非常困难。国民经济只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水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织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业品极度缺乏。工业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饿，许多人为了逃避饥荒跑到农村去。而农村经济也非常困难，1920年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一半多，粮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发生了政治性的严重危机。农民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根据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工业品。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煽动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坦博夫省、顿河、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初，正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的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的反动”。叛变被红军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员，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
  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并以满腔热情忠实地报道了大会情况。3、4月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指出苏俄已经“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文中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瞿秋白赞赏苏俄共产党人和苏俄的政治制度，他说：“共产党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他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写到这里，瞿秋白不由想到了东方的故国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丛书中的一个目录，而是在苏俄开始“人间化”了。
  共产主义唯其不是天上的乐园，而是人间的社会，它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免发生各种困难和某些弊病，而克服这些困难和弊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流血牺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实报道了所见所闻。1921年东俄旱灾，灾区非常大，瞿秋白转述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的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①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时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据此百般渲染，把苏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人间地狱。瞿秋白与之相反，他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也说明苏俄政府救灾的对策：“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②。瞿秋白谴责了借俄国灾荒施展阴谋反对苏俄的欧洲资本家的行径。他说：“几百万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里算得什么！”指出，苏俄国内资产阶级是“欧洲政客的同类”，他们企图组织“无党的赈灾会”，其中有些贵族老爷“想借此出境，却不肯到困苦的灾区去”，③因而被苏俄政府解散，并逮捕了其中的阴谋分子。
  ①《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③同上书，第171、172页。
  瞿秋白是一个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追求与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向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决不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简单肯定的结论。他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