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8月伊拉克侵占科威特后，“摇摇欲坠的信用”像滚雪球一样倒退了。新的10年并不预示着新时代，但这一次不一样。80年代末时，人人意气风发，偏偏巴菲特与众不同地小心翼翼。到了90年代，华尔街再次陷入恐慌，借出钱的人想把钱收回来，本来可以借几百万的公司也发现窗子紧紧地闭上了。
  企业纷纷倒闭，大额债券不履约也频频发生，（就像巴菲特于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预言的“重重一击”那样。）满是大额债券的弗雷德。卡尔的保险公司成了历史上倒闭的最大的一家保险公司。而刚刚从国外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各大银行发现自己不得不面临着国内的许多致命打击，比如　LBO和商业房地产。银行倒闭像传染病一样从德克萨斯席卷佛罗里达、新英格兰和大西洲中部各州。忧心如焚的人聚集在投资研讨会上讨论花旗银行或大通。曼哈顿银行是否会倒闭。
  但巴菲特认为——他总是和弗雷德。卡尔步调相反——这正是冒点风险的大好时机。伯克希尔的股票和其他股票一样也下降了，（那年的最低价是5500美元，比最高价跌了近44％。）但巴菲特在这种情况下的状态总是最好的。如果价格太高了，他反而会得恐钱症；但在世界一片黯淡时，他却有着致命的本能。
  在银行业自大萧条　（1929～1933年大危机）以后，最坏的1990年，巴菲特买了旧金山银行业中的巨人韦尔斯法戈10％的股票。加州的房地产业开始下降，银行不得不受此痛击，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痛苦将是长期的深沉的。
  而韦尔斯法戈恰恰是全国给加州房地产业贷款最多的银行。
  巴菲特当然知道这些。一般来说，巴菲特不喜欢银行，因为局外人不知道贷款的利用情况，等知道了又往往为时已晚。但他却在这家银行上坚持了好几年。韦尔斯法戈在加州有许多特权，它的利润在全国大银行中也是一流的。它的董事卡尔。理查德也像汤姆。默菲一样善于压缩成本。在过去的困难时期里，理查德卖掉公司的飞机——一种巴菲特欣赏的牺牲——并冻结了高级领导人的工资。他避开了许多一时的热潮，比如说给其他银行带来巨大损失的给拉美的贷款。巴菲特还知道，理查德和银行二把手保罗。汉森曾在70年代紧紧咬住了地产贷款并躲过了当时的房地产大崩溃。
  这些情况并不意味着韦尔斯法戈在今后一两年内前景乐观。但巴菲特考虑的时期远不止今后一两年。这家银行资金雄厚，它应该可以渡过这次难关。
  巴菲特在报告中说，一个坏年头“并不能折磨我们”。
  由于别的公司都饱受折磨，巴菲特因此可以在挥泪大甩卖的平均价格58美元时买下了2。9亿美元的股票。它最近的价格是84美元，巴菲特从中获得了5亿美元利润。
  巴菲特投资后不久，韦尔斯法戈的各种证券都开始进水下沉了。《华尔街日报》将其注销；摩根。斯坦利的首席战略家巴顿。比格斯也说他看不出韦尔斯法戈能够幸免于难，巴菲特的命运也将一样。1991年春季，韦尔斯法戈为防止贷款不能回收订了一个很高的底价，它的股票利润降到了每股　21美分；而前一年同时期则是4。40美元。巴菲特对此反应镇静。事实上他要求法律支持他把投资加倍。
  当时韦尔斯法戈成了短期交易者的宝贝。它的房地产贷款高达150亿美元，是它的邻居美洲银行的2。5倍，而且有一半都在南加州——美国现在信用最坏的地区。在欣欣向荣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的洛杉矶，开发者争先恐后地完成了摩天大楼的建造，但现在已租不出去了。在奥林奇县有22％的办公室闲置。巴伦在描述韦尔斯法戈的熊市时讥笑说，这下“奥马哈的聪明人沃伦。巴菲特”一样也逃不了。
  就连巴菲特的一些伙伴也认为对韦尔斯法戈的赌博行为是种背叛。格雷厄姆和多德型的财务经理斯科特。布莱克说：“这使我感到不安，巴菲特犯了个错误。”好像是《圣经》里说的一样。对80年代过多的借贷投机胆战心惊的人，看到邪恶者罪有应得时真是大快人心——贷款给房地产的人就是邪恶的人。
  巴菲特也反对借贷大投机，但他的计算占了感情因素的上风。他乐意以某个价格买银行，甚至买大额股票。在形势最糟的时候，曼哈顿的一位朋友电话“警告”他说韦尔斯可能会遭受大笔罚金。巴菲特平静地说：“会知道谁对谁错的。”
  巴菲特不高兴的是，萧条结束得太快了。当1991年初美国向伊拉克开战时，股市重振了。战争只持续了6个星期，但股市复兴可不止。到7月道。琼斯突破了3000点。手上现金多了和投资机会少了却使巴菲特再次产生了恐钱症。当美国捷运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D。罗宾逊给他打电话时，他听得非常仔细。
  来自亚特兰大银行业世家的罗宾逊是位谦恭的可口可乐的董事，也是巴菲特的好友。他是13个董事中的常任董事，说起话来字斟句酌的，就像政治家一样。从个人角度来说，巴菲特很喜欢罗宾逊，但对他作为美国捷运公司的总经理不甚了解。
  从公司的价格卡和旅行支票上看，它的经营十分成功。近10年来，他们每年的利润都高达18％。但罗宾逊的股东则从未见过这18％。
  罗宾逊把这个好行业获得的利润输在坏行业中了，如保险，银行业，充当经纪人甚至还有个专门收藏19世纪美国油画的艺术长廊。由于急于跟上80年代“金融超级市场”的热潮，罗宾逊花了吃奶的劲凑足40亿美元押在希尔森银行上。但他的监督工作做得很马虎　（希尔森把2600万美元“投资”
  到科罗拉多滑雪圣地的“会议中心”），投资银行不得不一再调动头寸来解决困难。更糟的是，美国捷运有不到坏消息变成事实不采取行动的习惯。
  罗宾逊设法躲过了对这些失败的指责，一半因为他繁忙的社会关系部，一半因为他的董事会里都是被金钱俘虏了的董事。其中，亨利。基辛格每年就能拿35万的想象中的管理监督咨询费。
  尽管罗宾逊作了好的宣传，但巴菲特不可能不知道罗宾逊的纪录。1985年，巴菲特参加了美国捷运公司的一次董事会，当时公司正考虑把消防基金保险单卖给巴菲特所在的一个集团。巴菲特提出了一项建议：公司应该把消防基金卖掉，把精力集中到自己的好生意中。不久GEICO买了一大笔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巴菲特打电话要求GEICO谈谈自己的目的。虽然巴菲特没有明确说明，但他在报告中对罗宾逊经营失误的大概记录表示痛心。
  这次罗宾逊打电话来时，一切都已淡忘了。据纽约的　《英迪芬塞堡》杂志报道，巴菲特显然被一个想法纠缠住了：他在美国捷运的投资已有25年了，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打出的第一口喷油井。现在该公司又一次遇上了麻烦。
  就在几周前它的信用降级了。当罗宾逊要求有3亿美元的资助时，巴菲特很快就答应了。
  这次巴菲特说，市场升到这个地步，他正在找他喜欢干的事，而美国捷运的基本业务正是他喜欢的。这仍不能解释他“我们购买是为了与吉姆（罗宾逊）在一起”的话。他的朋友们目瞪口呆。他甚至同意了——虽然有些勉强——一种会限制伯克希尔未来发展的方式。美国捷运的一位董事杰克。拜恩对《商业周刊》说，他原以为巴菲特的“聪明基因”会阻止他这么干的。
  在与巴菲特当面交谈之后，拜恩才知道巴菲特把上次对美国捷运的投资看作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里程牌，现在他急于参与公司复兴，巴菲特对他说：“我这是又要回家了。”当然他已回到了GE…ICO和《华盛顿邮报》。他喜欢这些旧鞋子，就像喜欢投资于儿时分送过的软饮料一样。重新进行这种商业冒险使他回到了年轻时的美好时光。
  芒格也认为他的伙伴的职业中充满了“奇妙的巧合”。“沃伦很怀旧。”
  他承认道。但他不愿进行进一步讨论，只说：“我可不想做心理动机的分析。”
  到1991年8月，巴菲特证券组合中的许多新成员遇上了麻烦。韦尔斯法
  戈处在灾难的边缘。美国捷运遇到的麻烦则是：各大饭店叛变，持卡人数持续减少和利润锐减。
  在饱受批判的“白钱”交易中，吉列脱颖而出，它被伯克希尔转成了普通股票。吉列的其他持有人情况也不错，因为现在的股价已是贝罗曼开价时的两倍。共同基金经理和吉列公司股东彼得。林奇说：“与巴菲特做生意人人有利。”
  但巴菲特与国际冠军的生意可得不到同样的评价。它的利润下降了　85％，但伯克希尔却不受其害，因为它的红利是固定的。同时总经理西格勒又以远低于公司账面值的价格赏了自己25万多股的选择权。
  美国航空的情况最糟。几乎就在巴菲特投资的同时，一场乘客大战已经爆发。当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民航业垮了。美国航空当时的雇佣成本极高，在巴菲特投资后的一年内，它损失了4亿5400万美元，而且大出血不是很快就能止住的。
  有一次，总裁萨斯。沙菲尔德给巴菲特打电话，对投资结果表示道歉。
  “萨斯，希望你记住，”巴菲特反驳说，“是该我给你打电话而不是你给我打。之所以投资不好我只能怪自己，现在只有顺其自然了。”
  巴菲特对自己的责怪更深刻得多。他本知道航空业的动态的——竞争激烈，固定成本高——但他还是投资了。因此公众对错误的焦点首当其冲地落到了巴菲特身上。带点威尔。罗杰斯的味道，他向股东们写道：“没人逼我；用网球术语说，我是　‘失误’了。”这显然是他最糟的一次投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对美国航空的其他股东来说是件好事，因为它给困难重重的航空公司注入了急需的资金。
  虽然巴菲特的证券组合中有几处败笔，但它轻易地就被其他股票弥补了，比如说可口可乐、吉列和雷诺烟草公司大额债券，他很快就从中获得了约2亿美元的利润。伯克希尔的资产净值不顾巴菲特的预言继续上升；它的股价也迅速反弹，到8月时达到了8800美元。最好的是，他下属各公司的问题与他无关。他爱说他对生活“作了安排”，这样就不用干不喜欢干的事了。
  1990年夏，此话成真了。他说他最担心的就是内布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即将到来的比赛。
  巴菲特对所谓“白钱”交易的辩护——即公司可以因“拥有大量的、稳定的和感兴趣的股东而获益”——也有待验证。也许这永远不成立，但矛盾渐渐消失了。就连常常遇到麻烦的所罗门兄弟公司那年的纪录也很可观。
  21证券大王
  约翰。戈弗洛德把所罗门经营得非常好。
  ——沃伦。巴菲特199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年度报告确切地说，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原型来自一场家庭纠纷。费迪南多。所罗门出生于阿尔萨斯。洛林，他们一家都是当地的经纪人。19世纪末他移居纽约时把祖传的生意也带来了，为证券公司提供短期贷款。在新世纪的曙光下，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人成了他的帮手。当时华尔街周六还只开业半天。正统的费迪南多要保持犹太人的安息日，但儿子们坚持要工作。慢慢地他们的矛盾不可调和了；终于在1910年，儿子们凑了5000美元自立门户去了。
  他们在百老汇80号开了家商店，兄弟们每天早上一家银行接一家银行地跑，问谁有多余的钱，并把钱放到经纪人那里。渐渐地他们也做起了公司债券生意。虽然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个死气沉沉的业务，所罗门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委托人——美国政府。1917年，所罗门成了财政部的注册经销商。不久，人们就认为做所罗门的伙伴就是做“美国财政部的伙伴”。
  但公司规模多年来仍然很小，使它获得发展的主要是两个重要决定，并最后把巴菲特吸引了过去。
  所罗门公司自建立伊始，它的组织就不很严密，这招致了众多议论。但尽管出身卑微，它的一位兄弟阿瑟。所罗门却是华尔街上为数不多的小J。P。摩根要征求意见的人。有一次他正在刮胡子时得知摩根想见他，阿瑟来不及修理两鬓，就匆匆擦去肥皂跑到了摩根办公室。为了报答这种忠诚，摩根家族也经常给他块骨头啃一啃——比如一点公司债券——正是所罗门喜欢的那种。
  但所罗门不满足于充当第二小提琴手。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华尔街上各大腕纷纷“撤资”以抵制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