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外面的墙上：‘谁拍马屁，谁吃驴粪蛋。’
  “不久，国民党进了我们屋子。当然你父亲不会说话，于是我解释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你父亲从心底里恨这些日本人。但是日本人接手他的生意的时候，他已经中风了，他没有力量反抗──我们都知道他本来一定会反抗的。他无能为力，不会说话，他们也看得出来。我还说江少炎已经尽力地斥责了日本人。我给他们看了那幅溅上了茶汁的画。
  “国民党说这个借口说不过去，因为大家总认为他是个汉奸。但是他们暂时给他留了一条命，没有给他吃枪子儿，像对付其他汉奸那样。以后再决定怎么给他应有的惩罚。”
  “多亏了你这个好人哪！”我对三妈说。
  我走进楼上我母亲住过的房间，想起了三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父亲改变了主意。是出于害怕，还是出于贪财？要不只是为了求太平而起了一个错误的念头？
  但不管什么样的理由都没用。在局外人看来，是没什么正当理由的。我父亲犯下的过失，是一个大错误。我心里明白，他干下了最坏的事情，为了保命，抛弃名声，成了一个汉奸。
  但我转念又想，你怎么能责备一个人的胆小和软弱呢，除非你自己也面对同样的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当我们面临最后关头时，天性中怯懦的部分会让勇气溜走，紧紧抓住求生的希望，你怎么能指望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英雄，宁死不屈呢？
  我这么说，并不是为他开脱责任。我从心底里原谅了他。因为当你相信你真的别无选择时，会感到同样的悲哀，因为如果我责备我父亲，那么也就不得不责备我母亲，她也干了同样的事，离弃了我，去寻找她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得责备我自己，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作出的所有的选择。
  文福听到我父亲干的事后，一开头装出很愤怒的样子。一个与日本人勾结的家伙！一个出卖汉族人的汉奸！好像他自己不是同样坏似的。他不是把飞机掉过头去，怕被日本人击落吗？他不是在其他飞行员面临生死关头的时候，管自己逃命吗？
  你真该看看文福的样子，他大骂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的我父亲，“我应该亲手把你交给国民党！”
  我父亲的右眼惊恐地睁圆了，左眼则没有表情地盯着，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然后文福又说，“但幸亏你运气，你女儿嫁了我这么个好心肠的人。”
  我马上看了文福一眼，立刻就起了疑心。
  “你父亲现在需要我的帮助，”他对我说，“你父亲和国民党有麻烦了。我是个国民党的英雄，我可以保护他。”
  我想喊出来了，“父亲！别听他胡说！他说的全是谎话。”但我父亲已经抬起头来，用半带感激的笑容望著文福。
  当时我父亲的意志已经变得十分懦弱，他相信了文福对他说的话，以为只要让女婿来照管所有金融业务，就不会有什么麻烦了。告诉你吧，我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弄光的！
  我们前脚进我父亲的屋子，文福的母亲、父亲和他们的亲戚后脚就到了。有几个老佣人也回来了，但是文太太又雇了几个新的。三妈和五妈对他们的安排很不高兴，因为现在文福的母亲成了这屋子的总管，她把一切都翻了个个。
  她要那个只懂得照料花园的男人拍打地毯，她叫那个只会烧饭的女人去洗衣服，她叫那个倒马桶的女人切菜。她朝今夕改，弄得佣人们不知所措。她大发雷霆，扬言要砍掉她们的脑袋，让她们的尸体喂苍蝇。所以你瞧，或许这个母亲把她的坏脾气传给她儿子了。没过多久，大多数佣人走了。
  我觉得文福乱花钱的习惯也是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贪心的女人。我指的是她不光知道怎样买丝绵和珠宝，而且也知道怎样把拳头捏得紧紧的，一个子儿也不落进别人的口袋。有一次我好像见她拿出一张百元钞票叫一个佣人去买食物。那时，一百元已经不值钱了，大概只相当于现在的几元。那个佣人从市场上回家后，文太太把她买的东西都列了清单：“这个多少？你能肯定吗？那个多少？你能肯定吗？”她要那佣人一遍又一遍地算，总共付出多少钱，还剩下多少钱，当她以为少了一角钱时──还不到十分之一美分，又问了她很多问题。那佣人已经在我父亲家里差不多干了四十年，一气之下就走了。
  同时，文福和他的父亲在赛马场上输了一大笔钱。文太太每天晚上请人来搓麻将。这些人根本算不上朋友，还有些像是来表演的，他们搓麻将的样子，好像对眼鼻子底下的那一大堆钱的输赢一点也不在乎。
  你知道他们从哪儿弄来那么多钱吗？就是从这幢房子里来的！他们全家都有偷东西的毛病。我们的家成了交易所，人从前门进，家具、地毯、古玩和钟表从后门出。他们根本就不管这些东西对我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我看到有人扛走了我母亲的梳妆台，就是她在里面放过英国饼干的那张。第二天她坐着梳头的那张凳子也不见了。
  有一次我和我父亲看到一个男人从我父亲书房里扛出一张桌子，就是那张又长又宽的法官桌，四条腿是雕花的。这张桌子已经在我父亲家族中传了好几代，起码也有两百年了。我看到我父亲拼命忍住不喊出来，把这张桌子留下。而那张桌子好像也不想走，从门洞里出不去。搬运工翻来覆去就是弄不出去。最后，那个搬桌子的男人告诉文福，他要退钱。我父亲放心地露出了一丝微笑。但随即发生了一场争吵。文福不肯退钱。那男人就说，“你自己看看，那桌子弄不出去。”
  “这个问题你自己解决。”文福说。
  “没法解决！”那男人嚷道。
  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后来文福捡起一把椅子，还没等人拦住他，他就把桌子腿砸成两截。“好了，我帮你解决问题了。”他说。你要是看到当时我父亲脸上那种悲哀的表情就好了。
  谁也无法阻止文福肆意变卖和挥霍家产，我父亲的几个太太、他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都无能为力。他们全都爱莫能助。只要哪个敢当着他的面说半个不字，他就吼道，“难道要我把你们所有的人和这汉奸一块儿投进监狱去？你们要我这样做吗？”打那以后，没有人再敢吱声。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或许我也不吱声了，但我还是在想对策。我告诉你我干得并不光彩，因为不过是见不得人的小事，使我高兴一下。
  一次我偷了一张麻将牌。当文福的母亲和她的朋友坐下来搓麻将的时候，她们马上就发现少了一张牌，打不下去了。我听到文福的母亲喊道，“你肯定吗？再数数看，再搭搭看！”我不得不捂住自己的肚子，免得笑出来。
  又有一次，由于文福不肯花钱把所有的破窗户全修一下，我很生气。我告诉他“蚊蝇和虫子要飞进来的”，可他不管。于是有一天我就拿来一个小盒子，进了花园，把它藏在石头下。后来我就进了文福从我父亲那儿要来的房间，我把虫子撒在他的写字台和床垫下。那时我和他的房间已经分开了，晚上我听他拼命在赶这些虫子，一面大喊大叫，用拖鞋拍打着。当然，他还是没有修那些破窗户。
  后来，我又想法把我母亲的房间要过来做我自己的房间。文福的母亲刚来的时候，看中了这个房间，我一见她在里面就生气。有一次我听她抱怨，“昨晚太冷了，好像风透过墙壁吹进来了。”我瞅准这机会赶紧说，“哎，我听说这房间里死过一个女人。”我转过头去问三妈，“是真的吗？”
  三妈心领神会，马上接口说，“不知是自杀的，还是谋杀的，没人知道，从来没弄清楚过。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不用伯了。”那天晚上，文福的母亲硬要和我换房间。
  但即使我母亲的鬼魂也无法阻止文福半夜溜进我的房间里来，身上带着夜总会的气味：雪茄、威士忌和香水。他把我翻过去，掰开我的胳膊和大腿，好像我是一张折叠椅似的。他满足了以后，就爬起来，回到自己房间去。我们两人之间一句话也不讲。
  我也爬起来。我房间里总是放着一盆水，就是为这个准备的。我打湿一块粗布当毛巾，然后就洗身体，我一遍又一遍用力地擦着他碰过的地方。洗完后，我就把这盆脏水从窗口泼出去。哗！
  第二十章　　桌边的四个女儿
  还记得艾德娜·冯吗？她常到我们教堂来，有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当了医生。她在宝宝的订婚晚会上穿了件红衣服。
  海伦说，艾德娜刚刚发现她的一个儿子有精神问题。是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不是海伦的。尽管海伦说她总是替弗兰克担心，前途没有把握。可她一听到艾德娜的儿子有问题，心里就好过多了。说到弗兰克，不是说到艾德娜的儿子，她说，“我至少该高兴，不用为我们家里的人操这份心。”
  我心里想，这不是高兴，这是一个借口！在中国，人们都喜欢用这种理由，看到人家的痛苦，你就不必再考虑自己的问题了。
  你干吗要用这种方式比较？这种思路只会使你感到害怕。你只想到你会失去更多，而不去希望拥有更好的东西。
  我要是在中国这么想，就还会待在那儿。因为我看到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过得比我更糟。
  比方说在上海，战争结束后，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乞丐，许多是女的，坐在路边。有些人挂着写有她们遭遇的牌子，像广告似的：
  这个是被丈夫赶出来的；那个全家在战乱中死光了；这个的丈夫吸上了鸦片，把家产全卖了，连孩子也卖了。
  或许有些故事是夸张的。但是你知道我想过什么吗？有一次我对自己说，我宁可去要饭，也要离婚！
  我怕了，要是我知道我出走能找到更好的生活，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可我没有这种出走的希望。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你知道我是怎么决定的吗？我还是想离婚！真的。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让月亮为我作证，对自己发了誓。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也许是顽固吧。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这样和文福生活下去了。你瞧，我在找到我所渴望的东西以前，早就打定了主意。
  我打算先去一趟崇明岛，看看老阿婶和新阿婶，然后就离开。只有这样才说得过去。
  但我刚想动身，淡若发高烧了，然后又转为黄疽。接着我也染上了同样的毛病。我想，这病早在我们离开昆明，与胡兰和家国一路同行的时候就染上了。我知道这个，因为家国来过一封信，提到了他们的新居以及他在新职位上取得的成绩。信的末尾，胡兰用孩子气的笔迹写了几个字。她说家国的父母待她很好，她买了张新桌子，漂亮得没法说。最后她说，她身体很好，但最近她一直生病。家国加了句，她人黄得像田里的麦子，瘦得像砍麦子的镰刀。
  所以你瞧，我认为这是胡兰吃了长沙的小河蟹的缘故。我们也是吃了这东西而得病的。它一直待在我们肚子里，现在终于发作了。
  不管怎么说，淡若得病后，我只得带了一个口信给老阿婶和新阿婶，告诉她们我们去不了的理由。战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婶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脚的中文写的。像胡兰一样，老阿婶没上过学。她直到长大后才学会写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学的那种正规的写法。她不知道怎么遣字造句，而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的这位老阿婶，”她写道，“一见那男的站在门口，就担心得要命，差点把信撕成两半。你怎么能说只不过是小毛病，不要紧呢？身体好总是最要紧的，大家的身体都很好，不像缪太太。你可记得她，就是给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她站了一会儿，说是有个苍蝇缠着她，过一会人就躺地上起不来了。真是作孽呀。
  后来缪太太的先生下楼去打电话请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线路全占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没用。干是他跑出门外，冲一个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给钱。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这是隔壁的女人说的。谁知道郎中干吗拖这么久哪？谁知道他在给谁治病哪？反正不是给我。过了两三个钟头，郎中总算进了缪家大门。你猜他看见什么来着？缪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为老婆死了，给吓死的。她没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