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我，像一个幸福家庭似的放声交谈起来。我的舌头被酒精烧得生痛，欢乐的眼泪也夺眶而出。
  结果，我父亲叫三妈陪我去买嫁妆。她是家里地位最高的太太，所有的钱财全要经过她的手。当然，她也熟悉姑娘出嫁时所需的一应物件。四妈死后，她的三个女儿出嫁时都是三妈帮着张罗的，这是我们坐小车到南京路上最大的百货商店永安公司的路上，她跟我说的。
  “四妈的三个女儿，”她说，“个个都把她们母亲最坏的毛病继承下来了。喷！喷！老大小气得很，连丢一个铜子儿在讨饭碗里都不肯。老二呢，没有同情心，会把垃圾丢到讨饭碗里去。而老三呢，贪得不得了──你说她会怎么着？──她呀，连垃圾和讨饭碗都要偷。
  所以我没给她们买多少嫁妆。这么坏的姑娘，你说我该买吗？”
  这么说来，在三妈面前，我一举一动都得小心。我记得在几位太太中，她是最妒忌我母亲的，她妒忌我母亲的头发，妒忌我母亲的地位和教养。我不想给她任何口实去告诉我父亲，说我贪心。
  所以她要我挑椅子时，我挑了一把式样非常简单的椅子，而没要那种花里胡哨的雕花椅子。她要我挑一张茶桌时，我指指桌子腿最普通的一张。她点点头，走过去要店员等着帮助我们。但她没有订购我挑中的东西，她订的比我挑中的高三个档次！
  我谢了她好多次。然后我觉得我们该回家了，我以为我们买了一张茶桌和一把椅子就足够了。但三妈很温和地提醒我，一个体面的太太需要些什么。“你想要什么式样的大衣橱呢？”她问。
  你能想象得出我当时的感觉吗？你还记得我是怎样希望和祈求一种更好的生活吗？现在人人都对我这么好，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想要的全都有了。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就像那个算命女人所说的。
  我和三妈逛了一整天的商店，就像游戏表演那样，那个女人根本没时间从货架上掏她所想要的东西，根本没时间作出决定──是否先看一看，是否应该买。我也是这样，只不过我有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买了多少东西，我做的未来的梦开始越来越圆满了。
  那天我们还找到了一张三层的梳妆台和一口三层的大衣橱，都非常漂亮。这是我最心爱的东西：我自己挑了一张现代风格的梳妆桌，它有一面镶银边的大圆镜子，两边都有抽屉，一只长一些，一只短一些。每只抽屉前面都用桃花心木、橡木和珍珠母镶嵌起来，形状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抽屉里还嵌着香樟木，打开来香气扑鼻。中间部分比其他部分略低一些。上面嵌一张正方形的桌面。桌子下面是一张小小的弯曲的座椅，上面罩着绿色的锦缎。我想象着自己坐在这张梳妆台前，看上去就像我母亲那样。
  现在你可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为你买的家具也是这种式样的。
  我找了好久才找到它。所以你要明白，我买这张桌子不是用来折磨你的，那是我心爱的东西。
  第二天，三妈帮我去买那些好玩的东西：收音机啦、缝纫机啦、能够自动换片的留声机啦，还有大得能把我整个人都装进去的金鱼缸啦。我和文福将会有很多方式打发我们的快乐日子。
  第三天或第四天，三妈又陪我去买新娘的私人用品。真不好意思！每当她告诉我需要什么，以及为什么需要的时候，我只好笑笑。我们先去买了一个洗脸槽，这真是一件非常好的家具──绿色的大理石台面和雕花的木头柜子。三妈指给我看，下面还有专门用来放女人用的东西的小橱。我们当时用的月经带，跟尿布差不多。
  随后我们又买了两只不同的澡盆，一只高高的木盆，是早上起床后用来洗身子的，还有一只小的搪瓷盆，只用来洗脚和下身。当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时间每天洗澡，只能洗身体的某个部位。三妈说，“每天晚上你都应该先洗洗下身，再和你丈夫上床，这样才会讨他喜欢。”这话是有道理的。我记得好多次我要把花生推出我俩同睡的床。但三妈又告诉我，“半夜里你还得再起来洗一次。”她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开始想到男人总是要比女人讲究一些，而女人自然要比男人脏一些。
  然后三妈又叫我买了三个马桶。我见到马桶，想到我以后要和文福合用这些马桶，脸一下子就红了。马桶有木头做的盖，里面涂了红漆，还上了一层气味很浓的桐油。
  第五天，三妈陪我去买了出门和居家用的东西：几个大皮箱、两只樟木箱。我们把枕头和毛毯全塞进里面。三妈简直像疯了似的，非得要我买二十条被子不可！
  “当然需要这么多，”她说，“要不将来怎么让你的孩子暖和呀？”所以我就选了又好又厚的被子，全是中国制造的，四周织着精美的花纹，里面填着最好的、最贵的、弹过多次而变得竖立起来的棉花。我还为那些毯子挑了漂亮的被套，全是丝织的，没有一只棉布的，每只被套上绣的花卉图案都各不相同，没有一只重样的。
  第六天，我们去买了会客和祭祖所需的一应物件：沙发和椅子、祭坛、四只凳子和一张矮圆桌。最后这件东西是用很厚很重发光的红木做的，桌腿雕成中式的兽爪形状，台板的边沿全刻上了“寿”字，桌子底下还有四张小桌子，客人多时可以拉出来。
  第七天，也是最后一天，我们去买了所有的碗筷和银器。这时我在我父亲家里待的时间够长了，已经知道这个道理：一切东西都要备两套！
  我买了两套，一套是请客用的，另一套是平时用的，每套共有十件。不像美国式的有盆、刀和叉。一套一般的，一套高级的，是用象牙或银做的。你能想象得出吗？是中国银器，很纯，很软，就像能用来兑钱。
  店里有一张又长又大的桌子，我们就把我挑好的所有东西全放在上面。我情不自禁地围着桌子跳起舞来，我挑挑这个，又拣拣那个，好像我已经在过日子了，不用考虑钱的问题。我有许多银杯子，有盛酱油的，盛茶水的，盛酒的，还有放汤匙的银盘子。我有各种大小的茶匙，一种是用来舀肉汤的，一种是用来吃甜食的，我最喜欢喝的像是莲子汤。另外还有两种，一大一小，我还不知道能派上什么用场。
  为了和汤匙相配，我还买了四种不同大小的汤碗，不是银的，因为银的拿起来太烫手，但它们全是用上等的瓷器做的，还画了金边。然后我还买了两种不同大小的盘子，一种小的，另一种更小，因为三妈指出过：“如果你挑的盘子太大，等于说你再也没有机会吃了。”
  我挑的筷子也是最好的，全银的，每双用一条小链子串起来，这样它们就永远不会拆散，也永远不会丢失。我买完东西刚想离开，店员给我看一样小小的银制的东西，样子像一条跳起来的鱼。我一看马上就知道我要买这个，因为这小装饰品是用来放筷子的，吃饭时停一会，欣赏一下酒席，看看周围的客人，祝贺自己，说一句，我真幸运。
  买嫁妆的第七天离我举行婚礼只剩下几个星期了。我心想：我真幸运啊。我头脑里一片空白，想到的全是好事。我肯定我的生活已经改变了，每一刻会变得更好，我的幸福永无止境。现在我每天都祈求神仙，但只是表达我对无穷无尽的幸福的无穷无尽的感激。
  想想看我在商店里，微笑着，坐在那张长桌子上，与我买的一大堆东西在一起。我想让三妈和那个在一旁看着的店员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我拣出我的银筷子，我假装从银盘子中夹了一口，然后转向另一边，我想象着自己在说，“丈夫，你吃这个，这条鱼最好吃的部分归你吃。不，不要给我，你吃吧。”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我想从各方面尊敬我的丈夫。我承认：我也想露一手──我要亲手操办几桌酒席，一次为我父亲，我现在非常尊敬他；一次为三妈，我要尊敬她为我名义上的母亲；一次为我未来的公婆，我想我肯定能学会尊敬他们；一次为我生下的头胎儿子；一次为我的老阿婶和新阿婶，因为她们让我走了；还有一次为花生，也许到我能原谅她的时候。
  后来我才知道：三妈为四妈的三个女儿买的嫁妆比我的多五倍，也好五倍。我也知道了：文家人的性格不太好，我父亲一清二楚。他之所以让我嫁到文家去，是因为他说我的性格也不太好。
  但是我敢肯定，他无法想象文家人究竟坏到什么程度。这七天里我挑的所有嫁妆，全都被文家吞没了，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出口生意的一部分，全运到美国或英国去了。
  那些被子和丝绸被面呢？全被文福的姐妹或他的弟兄的妻子拿走了。另外亲戚朋友送的贺礼、镶银边的画、沉甸甸的银梳子和镜子、漂亮的英国水盆和绘画的水罐呢？统统被文福的母亲放到她自己房间的桌上了。
  我的嫁妆中只有一样东西没被他们偷去──因为已经有人先下手了。正好那天有个佣人去南方照顾她那生病的母亲。文福的母亲打一开头就不喜欢那个佣人，于是马上就气冲冲地作出了结论。正当她咒骂那个偷了十双银筷子逃走的贼的时候，我正在把这些筷子往自己的小箱子衬里底下藏呢。
  打那以后很多年，每当时运不利，我就取出一双筷子，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中。我能感到银筷躺在我掌中的分量，它是坚固的、牢不可破的，就像我的希望一样。我摇晃着银筷上的链子，它意味着成双成对的东西永远不会分离，也永远不会丢失。我用它来夹空气，夹虚无。
  你能想象我是多么天真，我的天真是多么顽强吗？我一直在等待，等待着总有一天我能把那些银筷子公开拿出来，不再成为一个秘密。我一直梦想着庆贺那总有一天会到来的幸福。
  第八章　　阴气太盛
  现在你明白我过去是怎样一个人了吧。我并不像你和海伦说的，有消极想法，老把事情往坏的方面想。我年轻时，总希望相信世上有好事。当这好事要逃走的时候，我总想抓住它，不让它逃走。
  如今我比较小心了。我不明白海伦干吗老为这个批评我。她该批评她自己！你知道她的为人。她看到一些好事──她的子女对她好──就想到了一些坏事。我问你，这是不是消极想法，因为大家都对你好，你就觉得自己死到临头了？中文里也有这样的说法，叫“倒霉”
  想法，不过也许更坏些。你觉得倒霉了，就会碰上倒霉事。如果海伦认为她要死了──好了，我们不该说这话。
  我说了那么多，无非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听了坏消息就信以为真，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你很幸运，这种事从来没落到你头上。但这种事就落到了我的婚姻大事上──打一开头就这样。
  当然，也许我的婚事从来不真的是个机遇。如果你嫁了个不好的丈夫，你就有了一个不好的婚姻，你就逃避不了这个。但假如没有花生给我带来的烦恼，也许在真相大白以前，我还能找到几次短暂的幸福时光。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婚礼前三天，花生干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她把文家令我反胃的事一古脑儿都讲给我听了。第二天，她又给我讲了一个秘密，爱上文福有多危险。又过了一天，我去上海为婚礼作准备的时候，我已经担心我的婚事给毁了。
  当时，我还没想到花生告诉我这些事情是对我嫁给文福的一种报复。当我从我父亲那儿回来的时候，她对我又开始好起来了。她给我看一本美国杂志，上面有许多新娘照，告诉我穿哪种款式的婚纱最适合我。她建议我穿一种白色的缎子做的，后面拖一条十英尺长的飘带的婚纱。她指指这件她认为本来是归她穿的礼服，尽管我还没请她做我的伴娘呢。
  我告诉她老阿婶已经为我选好了结婚礼服，一件红色的旗袍，外面配一件绣花罩衫。花生皱起鼻子说，“乡里乡气的，”然后嗤了一声，说，“你一定要穿一套西式的结婚礼服。现在有身份的上海姑娘结婚的时候都不穿中式服装了，多背时啊！瞧瞧这本杂志。”花生总是这样，喜欢赶时髦，但没有自己的新见解。
  “不管背时不背时，”我说，“老阿婶决不会同意我穿白色的婚纱的。”
  “只有没文化的人才会认为穿白色代表服丧。”花生争辩说，“你要是全听她安排，她还要你坐花轿，还要村里的吹鼓手敲锣打鼓，一路上招来一大帮乞丐哩！你父亲的那些有身份的朋友钻出汽车，看到这场面不都笑死了？”花生像一匹马似的放声大笑起来，想让我明白我结婚那天会听到些什么。
  我倒是从来没想到这一点。
  “嗨！别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