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十一点钟，市场里已经挤满了人，大家的生意都不错。
  眼前这派忙碌的景象不禁使我更加兴奋起来了。那天，那个在自己家门口卖馄饨的女人不必再放开喉咙高喊，“馄饨！快来尝呀，最好的馄饨！”两张桌子都坐满了人，冻得通红的脸埋在热气腾腾的碗里，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蹲在地上，把碗夹在两腿间吃。
  我们走过通常卖水果、蔬菜、鲜蛋和活鸡的摊头。但是那天的水果好像特别大，鸡也生蹦活跳的。到处都可以看到大红的旗幡，每走一步都可闻到劈劈啪啪的爆竹声。孩子们兴奋地大嚷着，看他们的母亲把手伸向梨子、橘子、袖子和柿子。小功和小高在看耍猴戏，他们在摊头上扔了两个铜钱，那猴子马上就捡了起来，放进嘴巴咬咬看是不是真的，然后举起帽子，向两个孩子敬了个礼，把钱递给他的主人。主人给了他两只干壁虎，它马上就大嚼起来，我们全都拍手叫好。
  这当儿花生找到了她喜欢的一个算命先生。这是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自称什么都知道──爱情啦、婚姻啦、财富啦。她的摊头前面放着一块招牌，吹嘘说她有上上签，所有最吉祥的数字、最般配的婚姻、做生意最能发财的日子，她全知道。她还能消灾去难，使坏运变为好运，担保万事大吉。
  “小妹妹，来呀。”她对我们说，然后拍拍她的肚皮，“瞧，我自己给自己算的命，变得又肥又胖。我不是靠算命吃饭的。我干这个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叫我来的，来世她要给我做大官呢。所以你瞧，我给你们算个好命，大家都有好处。算一个吧，哈哈，我担保给你算个最好的命。”
  然后，她干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对花生说，“你的吉祥数字是八，对不对？”
  花生记起来了，她是八月份生的，她在八岁的时候特别幸福，过了新年她就十八岁了。于是花生半张着嘴，就把新阿婶给她的一半钱全算了命。算命的担保她今年嫁一个能使她父母高兴的男人，她未来的婆婆对她好得叫人没法相信，她未来的家庭富得叫她别无所求，当然她会接二连三地生很多孩子。
  “那么我的丈夫是什么样的呢？我希望不要太老。”花生用埋怨的口气说，“他的家在哪儿？我一辈子得待在河口村吗？”
  算命女人又拿起一根签，然后皱皱眉头，看上去很伤脑筋。然后又换了一根签，又皱了皱眉头，然后又换了一根。“嗯，”她说，“你丈夫年纪还小着哩，好像比你大不了几岁。但是你命中注定，夫家就在娘家旁边。我已经看出了，这不算太坏，可兴许我能使你的命变得更好些。”
  花生又加了点钱，那女人就把花生的名字，连同她的生辰和吉祥日，写在一张红纸上，然后又附上一张写着像诗一样的东西的纸片，上面写着：“喜从身边来，远流至东海。”
  “这话是什么意思？”花生念了诗后问道。
  “哦，”那女人说着，把诗拿近些，最后她指指“身边”和“喜”两个词，“看见没有？你要嫁给一个本地人，但我现在已经把他赶走了，把他送给另外人了。”然后她再指指“东海”这个字，“这就是说，你的新丈夫住得很远──当然，没有远得像在外国一样，但起码不在这个岛上，兴许有北面的扬州那么远。”
  花生皱紧眉头，脸色很难看。
  “兴许像上海那么近。”那女人又说。看到花生笑了，她连忙又加了句，“我已经看到了，富得没法说，五个儿子，全都很孝顺。没有姨太太，就你一个。”
  那女人把所有的纸条和诗，加上花生给的钱，全都放在观音菩萨的塑像前。
  “好了，你这辈子不用愁了。”那女人跟花生说，然后她又朝我笑笑，“你怎么样，小妹妹？我觉得你命中也有一个丈夫。”
  然后她瞧瞧我的脸，再走近来端详一番，她的嘴咧开了，“唉呀！但是瞧，有麻烦了，现在我瞧见了，正好在你的眼睛上！这儿有个小斑点，它能使你看到的所有东西都变黑，”
  她指指我眉毛下眼睛上的一块胎记。“我能把它弄掉，”她很快说，“当然，这事不那么好办，要找到一种咒语来驱走坏运。但我可以在新年前给你弄好，你自己拿主意吧。”她写下一个我应该付给她的钱的数目。
  但花生已经拉住我的胳膊往另一条路上走，她告诉我有一家小摊专门卖一种外国造的十二生肖巧克力。当然我很想听听我的命，得到那个咒语，改变我未来的坏运。但我怎么能在大庭广众说这种话！“嗨，花生，给我点钱，让我也找个好丈夫吧。”
  兴许这个算命女人不可能把一切全告诉我，让我改变我的命运。
  也许她只不过是玩玩通常的花招，她说的话没一句是真的。但是她说的与我有关的一切全应验了：不幸伴我一生，我无法不让这块胎记遮住我的眼睛。这句话也应验了：花生没有嫁给她第一次抽签时命中要嫁的那个本地小伙子，而是嫁了一个上海人。那个被算命女人用咒语赶走的本地小伙呢？这些剩饭残羹全留给了我。
  不，我不相信迷信。我只是在说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你怎么能说运气和机会是一回事呢？机会是你走的第一步，运气是跟着机会来的。你说的那种机会没道理，只不过是不想自责的借口。你要是没有机会，别人就会把他的运气给你。你要是交了坏运，那么你就得再找个机会把坏运变成好运。当然什么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着的。
  我怎么知道？你自己看得出──你刚说了一件事，这件事就发生了。我们丢了小功和小高，然后我们找到了文福。我和这事没关系，后来──是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当时我们走遍了市场，找小功和小高。花生一路骂着他们，好像他们就在身边似的。“坏小子，老是惹麻烦。干吗不听你们大姐的话？”我们从一个摊头到另一个摊头找他们，连看一眼有趣的小玩艺的时间也没有。
  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他们正站在观众席前，和大家一道等社戏开演哩。观众席是用绳子圈起来的，舞台上竖着一块大招牌：“新年社戏，奉献村神，欠债穷人，欢迎光临。”
  “你还记得吧，”我对花生说，“跟去年一模一样。”于是我们决定留下来和弟弟们一起看社戏。这是一出滑稽戏，每年的最后一天，村民们都要这样表演一番，这已经成了老传统了。平时，如果有人欠你钱，你可以追上他，叫他还，一直到新年前的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都可以这样。但过了这个时候，就不行了。所以地主和商人总是要在这一天追穷人，一直追到天黑。穷人唯一可以躲的地方就是社戏场，这是一出献给村神的戏，只要逃进绳圈里面，就没有人能逼你还债。
  当然，年关到来前还清债务的规矩还是有的，能还清债务是一件体面的事。但现在社戏只是逗乐而已，站在绳圈里面的不是真正的欠债人：他们是被人推进去的，本身成了社戏的一部分。
  我至今仿佛还能看到、还能听到那个演社戏的场面，铙钹声和锣鼓声震天动地，穿着廉价的戏装的演员们一个个上场了。一个老太婆上来，手中拿了一把扫帚，哭她的失踪的儿子当了土匪。远处一条龙从海上游了出来，尾巴像波浪一样掀动着，它大吼着把乘着贪心人的船只吞下去。这两个戏混在一起唱，难听死了。
  突然，舞台上的演员全都停止了表演，一个披着破外套的乞丐从观众席中跳出来，一个箭步冲上舞台。然后他就绕着那个老太婆和那条龙来回兜圈子，来抢扫帚和龙尾巴，一面冲着他后面的某个人说，“我没欠你的钱！我发誓！”
  另一个男人也从观众席跳上舞台，手里还高高举着一盏灯笼。“啊！”观众席上起了骚动。“这个地主真够凶的！”他穿过舞台，追赶乞丐。乞丐有三次差不多要被他抓住了──或是头发、或是耳朵或是破外套的下摆，但每次都成功地逃脱了。观众席上响起了阵阵起哄声、笑闹声。扮演老太婆的女演员装出一副很烦的样子。“别闹了，静下来！我们正演到要紧关头呢。”她喊道。那两个男的还是围着她兜圈子，她就把扫帚对准他们扔过去，但没有打着──啪的一声，却打在了龙尾巴上。台下又是一阵哄笑！然后那个拖着龙尾巴的人探出头来，摸摸被打痛的头问道，“我这是在哪儿呀？”观众笑得更开心了。
  然后那老太婆又喊道：“让开！到一边去！”观众席中走出两个人，把大家往后推。过了一会，那乞丐跑到舞台边，双手撑地倒立起来，凌空向前翻了三个跟斗，跳进了绳圈内安全的地方。大家都拍起手来。那个手中提灯笼的地主此刻在绳圈的另一面，气得直跺脚，大伙儿全在取笑他。
  小功和小高看得津津有味，整个场面重复了两三次，由不同的演员扮演那个乞丐，同一个演员扮演地主。最后，那个地主气得发疯，把灯笼摔成两半，然后宣布他要回家了。“算了，忘了那笔账吧。”
  他喊道。大伙儿全都欢呼起来，好像他们也得胜似的。但那地主正准备开步走的时候，突然转过身来，对观众大喊，“不错，我是要走了，但你们大伙都欠我们演员一份新年礼品，表示你们的慷慨！”
  于是所有的演员全都从舞台上跳入观众席，每人手里都端着一只讨饭碗。那个带龙尾巴的用胳膊桶桶花生，这个男人就是文福。从他盯着花生的眼神和叫花生“好太太”的口气来看，他肯定知道花生会给他一大笔布施。
  我告诉你，他不像你父亲。不是那种男人，你一见到就会说，啊，这男人长得真帅，我要嫁给他。但文福能使你的眼睛自始至终盯着他，他有一种使你感到特别放心、特别大胆的风度。当他说“好太太”的时候，他的口气听起来很真诚，可他的脸却在戏弄人：他的乌龟眼睛眨巴着，但没有朝别处看，他宽大的嘴巴露出牙齿笑着，他──怎么说呢？──还是很有魅力的。
  我当时在他身上还看出了另外一些苗头──花生后来跟我说她也注意到了──说明他出身于大户人家，很优雅，你不能小瞧他。他的衣服很合身，尺寸跟他的手脚配得很得体。他穿的是一套西式服装，一件宽领衬衫，一条裁剪讲究的裤子，腰上配一根细皮带，裤管收得紧紧的。他的头发又密又亮，四周刮得很干净，不像那些农民，要么邋里邋遢，要么齐头剪平。他的眉毛──我们俩都喜欢他的眉毛──又浓又黑，由粗而细，好像毛笔的锋头。他的牙齿看上去很好，整整齐齐，一颗也不少。
  他手中拿着一只小饭碗，是用来兜钱的。“不是为我自己，”他又一次用那种真诚的、令人放心的口气解释说，“是为了岛子南头我们正在造的医院募捐。”他的眉心上扬，显出一种关切的神色。他先看看花生，再看看我。当然我有点尴尬，因为我身无分文。于是我就冷冷地瞪了他一眼，好像在责备他不应该打扰我们。
  花生朝他笑了笑。“扮龙多辛苦呀。”她说道，然后就给了他几个硬币。我们转身往回走了。但这时文福又叫住了小功和小高：“嗨，小兄弟，我给你们几个压岁钱算是回报吧。”说着他就从口袋里摸出两个红纸包，给他们一人抛了一个。一会儿，他们就发现红包里装的是金纸包的硬币样子的糖果。“是真的吗？”小高说着，拿起一颗在太阳下照了照，看看它发亮的样子。然后他们很郑重地把他们的硬币放入红包。
  “谢谢你，叔叔！”他们说。
  “你们看我的龙尾舞得多精彩了吧？”文福问他们。他们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笑了笑。“也许你们想看整条的龙吧？”于是他们的腼腆一扫而光，上蹿下跳地向舞台冲去。文福看看花生，又看看我，然后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天下午剩下来的时间，文福就跟着我们，或者不如说，他领着两个男孩子去看各种各样的景致──斗鸡啦、用沙包弹击沉木船的游戏啦、卖老虎牙的小摊啦──我们反倒成了跟在他屁股后面走的人。
  当然，我们一开头就反对说，“不去了，已经给你添那么多麻烦了。”可我想，我们两个心里都暗暗认为他很讨人喜欢。我们叹着气，好像我们已经无可奈何了，然后又格格地笑，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兴奋的心情。
  他帮我们拿袋子，不时用他的钱给两个男孩子买些小玩艺。后来他又要买东西给花生和我，他见我们很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一串纸做的龙啦、一块花生已经盯了好久的羊形的巧克力啦──“你不应该这样！”我们每次都反对，或者不如说，只有我反对，花生只是笑